这是站在小说批评的立场对考证派所作的批评，同时也适用于批评索隐派，可见在文学创作的理论层面上，小说批评派红学占有逻辑的优势。但考证派也好，索隐派也好，从来不曾因小说批评派的攻伐而偃旗息鼓，相反，考证派长期居于红学的主流地位，索隐派也自有其市场。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是索隐和考证在事实上不是完全没有依凭。
《红楼梦》中流露的反满的思想倾向，即为索隐派提供了事实上的依据。当然《红楼梦》是否有反满思想，研究者存在歧见，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周汝昌、吴恩裕的态度是肯定的，他们通过不同途径来揭示曹雪芹与明遗民的关系，相信不满意满族统治的思想确在书中有所流露参见周汝昌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第七节“鹭品鱼秋”及吴恩裕《曹雪芹的故事》小序。。
对索隐和考证持强烈异议的余英时先生，也不否认这一点，他曾撰写专文论述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参见余英时的《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思想问题》，《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他在引录敦诚的《寄怀曹雪芹》诗之后写道：“我现在只想用这开首几句说明一个问题，即曹雪芹已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自己本是汉人。而他又生值清代文字狱最深刻的时代，眼看到许多汉族文士惨遭压迫的情形，内心未尝不会引起一些激动。这种激动自然不会达到‘反满复明’的程度，但偶尔对满清朝廷加以讥刺则完全是可能的。曹雪芹因家恨而逐渐发展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在我看来，是很顺理成章的心理过程。”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2至第193页。从行文语气看，似乎是在力求与索隐派的红学观念划清界限，但承认《红楼梦》具有反满意识的态度甚为明朗。靖本《石头记》第十八回的一段批语，余英时尤其感兴趣，认为可以为肯定曹雪芹有反满意识提供旁证。这段批语的内容如下：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荑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不免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大族之败，必不致于如此之速；特以子孙不肖，招接匪类，不知创业之艰难。当知瞬息荣华，暂时欢乐，无异于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岂得久乎?戊子孟夏，读虞〔庾〕子山文集，因将数语系此，后世子孙，其毋慢忽之。
批语的写作时间为戊子，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在雪芹死后不久，当出自畸笏之手，和曹雪芹的思想是契合的。余英时分析说：“批者引庚子山《哀江南赋序》，序有‘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其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95页。笔者认为这一分析至为警辟，完全符合畸笏此批的内容，同时也符合《红楼梦》的思想实际。因此索隐派的红学观念，至少他们的观念中的认定《红楼梦》具有民族思想这一点，来源有自，未可全然抹煞。
至于考证派所主张的《红楼梦》中有曹雪芹家世生平的某些事迹，更是有据可寻。例如第十六回赵嬷嬷说江南的甄家“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与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驻跸在江宁织造府的史实是一致的；第五十四回贾母说，她年轻时看过家里的小戏班演的《续琵琶》，这是雪芹的祖父曹寅写的传奇，由贾母口中说出恐非偶然；还有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用了“树倒猢狲散”的俗语，曹寅生前经常把这一俗语挂在嘴边。当然曹家是被抄过家的，《红楼梦》第七十五回提到甄家被抄和回京治罪，八十回以后还将写到贾府被抄。至于脂批提供的例证就更多了。所以考证派可以振振有词地宣布，《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家族的历史，而不是索隐派所主张的清初政治史，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向索隐派宣战，就是以考证曹雪芹家世的新史料作为自己的利器。
问题是，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来确立这种红学观念。要说自传，世界上许多长篇作品都带有作家自传的成分。李辰冬在1937年写的《红楼梦辩证的再认识》一文中，已不满意胡适的自传说，他说：“曹雪芹不知观察和思索了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政、贾母、袭人、薛蟠，以及一切其他的人物，然后才产生他想象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那一位是实在的谁，真是有点做梦，徒劳无益。”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69页。又说：“再放大一些说，《红楼梦》写的处处是曹雪芹自己家庭的事，像胡先生所考的，连贾府的宗系都是曹雪芹照自己的宗系排的，这话我们不敢断定对否，因为属于考证的范围，然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著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要说曹雪芹是以他的家庭为根据则可，要说贾府就是他自己的家庭那就有语病。”参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270、271页。第四十二回宝钗对惜春画大观园发的一段议论，每每成为小说批评派红学树立观念的立论依据，即所谓“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不能讨好的”，须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也就是要经过艺术概括。李辰冬在引录宝钗这番议论以后继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