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论争中竟然有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题目，似乎有点奇怪；其实，任何学科都有一个如何理解该学科的对象、范围和特性问题，红学也不例外。周汝昌先生对红学的学科特点注意最多，多年来一再发表自己的见解，致使不少研究者都对这方面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1982年，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红学的范围作了如下界说：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梦楼》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另外在给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写的序言中，以及《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和《红学辨义》等文章中周汝昌：《献芹集》第187页、第217页和第225页至22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周汝昌也发表过类似见解。他正面主张，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应是红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主要范围，毫无疑问，他是把红学和考证派红学等而同之、合而为一了，其结果自然局限了红学的范围，引起争论在所难免。
　　最先起来与周汝昌论辩的是应必诚，他在1984年第三期《文艺报》上刊出《也谈什么是红学》一文，对周汝昌的主张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说：“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如果红学的殿堂，只允许‘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进去，那也可以，我们就在红学之外，另立一门学问，叫《红楼梦》小说学亦无不可，但是说《红楼梦》小说学研究只是一般性研究，并用这个名义，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还说：“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而排除了《红楼梦》本身研究的‘红学’内部的分工，又搞得愈来愈细，专学林立，这样一种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会取得怎样的成效!”但周汝昌很快就以《“红学”与“红楼梦研究”的良好关系》为题，写了反批评文章，刊载于1984年第六期《文艺报》。
　　周汝昌认为应必诚批评的要“开除”别种研究，搞“拘于一隅，彼此孤立的做法”，“完全不是事实”。他说他的目的是想使红学不一般化，所以提出“红学”和“红楼梦(作品)研究”两个既有关联又有区分的名称和概念。如果不做这种区分，把红学一般化，就是“取消红学——存其名而废其实”。他进一步解释了红学的定义：“所谓‘红学’者，是产生于《红楼梦》本身的特殊情况的一种特殊的‘学’；它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专门来试行解决读《红楼梦》这部与众各别的小说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的一门特殊学问，并不是与一般小说学无所区别、或性质全然一样的。”
　　《文艺报》在刊载周汝昌的文章的同时，加了一段编者按语，写道：“本刊今年第3期发表应必诚同志的文章《也谈什么是“红学”》，对周汝昌同志有关‘红学’这一概念的解释以及当前《红楼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周汝昌同志寄来了答辩文章，现发表于后，供读者参考。围绕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基本观点、方法等问题的争论，已持续了很久；在新情况下，又产生了新问题。我们希望，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把《红楼梦》研究推进到更加健康的科学道路上去，从而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参见《文艺报》1984年第6期，第62页。按语的观点和倾向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