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全然呼应和展开薛宝琴《怀古诗》对男性主宰下的中国历史的批判，林黛玉《五美吟》中有四首直接哀悼成为男人世界政治斗争牺牲品的无辜女子，西施、虞姬、明妃、绿珠，最后一个红拂愤然怒叱“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此刻与其说是嘲笑隋朝大臣，不如说是借此点明中国的男性政治不过是一具腐烂的尸体而已。潇湘妃子的这组吟唱真可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须眉浊物。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为“祸水”或者被当作物品的中国优秀女性于此扬眉吐气，且各具风姿，各领风骚；或者“一代倾城逐浪花”，或者“肠断乌啼夜啸风”，或者“绝艳惊人出汉宫”，还有“瓦砾明珠一例抛”，更有“美人巨眼识穷途”。小说之于历史的洞悉和批判在此达到空前的尖锐和激昂，而且饶有意味的是，这样的批判不是由作为小说灵魂的贾宝玉道出，而是由这位心气高远的少女执行。可见，假如说这种批判具有对历史的审判意味的话，那么这样的审判不仅在审判结果上而且在审判方式上都令人耳目一新。一方面，那些往往为正史所不无鄙薄的侍姬侍妾，被林黛玉评判为“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另一方面，小说推举林黛玉成为一个评判者本身又表明了小说之于历史的颠覆性审视。正如小说在开卷处推出女娲神话一样，小说在林黛玉的《五美吟》以及薛宝琴的《怀古诗》中将大观园中有心胸有见识的少女请上历史的裁判席；而历史本身也就这样面临了一种被重新塑造的可能。所谓“色空”云云，在这二组出自闺阁少女之手的悼亡怀古诗中获得了实质性的诠释：不是遁入空门，而是将历史画卷上的种种狰狞污垢统统擦去从而重新着色，颇具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意。这也许就叫做因空见色，空掉的是过去的杜撰，见到的是由女神导引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所注重的乃是人类的情感以及美好的人性，亦即由色生情；将这样的人文内容注入历史从而赋予历史全新的意义，叫做传情入色；最后由读者从中领略这种颠覆的内涵，自色悟空。因此，将林黛玉的《五美吟》和薛宝琴的《怀古诗》读作传情入色的历史凭吊，方才真正领略了这二组咏叹的真实含义和小说在设计这二位少女对此感慨的一番苦心。
　　当然，作为一个传情入色的历史审判者，林黛玉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几乎就在《五美吟》之后不久，林黛玉再度面对了死亡的命运，写出了在小说叙事上极具预兆性的《桃花行》。与《葬花辞》的伤春情怀不同，《桃花行》直接告诉人们那种大祸临头的景象。死亡在此不再是“一朝春尽红颜老”似的将来时态，而是“泪干春尽花憔悴”的当下情景。似乎是生怕读者不领会这种情景，诗歌特意为此作了具体的描绘：
　　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
　　凋零的鲜花，流尽了泪水的少女，夜幕降临，杜鹃悲啼，皎洁的月光照见空空荡荡的闺阁，因为女主人已经仙逝高飞，“人向广寒奔”，“冷月葬诗魂”，“月窟仙人缝缟袂”。我想，这就是小说为林黛玉设计的告别尘世的凄凉景象。这种景象以《桃花行》为题，可令人联想起《琵琶行》《长恨歌》那样悲伤的歌行。也正是这样的寓意，致使贾宝玉看了之后，“并不称赞，痴痴呆呆，竟要滚下泪来”。即便薛宝琴再三骗他，此诗出自她之手，贾宝玉也认定是“潇湘子的稿子”。因为他知道：“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断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结果，林黛玉成了“桃花社”的社主，而该社最后并不曾开张，大家只是填了一次“柳絮词”。如果读者不留心，会把这段文字当作大观园的又一轶事读过，殊不知，小说恰恰在此埋下了林黛玉归天的伏笔，“嫁去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
　　自此以后的小说叙事，一步比一步寒冷，大观园世界逐渐衰落，少女们纷纷飘零如残红落叶，委弃污泥。小姐们的歌声渐渐地沉寂下去，而怡红公子则如同王尔德小说中的快乐王子那样感受到了冬天的严寒，开始发出震颤人心的悲号，早先《四时即事诗》中的那份欢愉，于此全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芙蓉女儿诔》虽激愤和《紫菱洲歌》中的凄梦。
　　在贾宝玉撰写《芙蓉女儿诔》之前，小说很幽默地让他先应贾政之命，敷衍了一篇《姽婳词》作反衬，而该词本身又趁机发挥一通，与林黛玉的《五美吟》和薛宝琴的《怀古诗》遥相呼应。起首一句“恒王好武兼好色”，就左右开弓，给了恒王两记耳光。整个铺叙虽然不无悲壮之气，但跃然纸上的依然是男人的泥臭味和女儿的水灵气的对照。一面是“纷纷将士只保身”，一面是“不期忠义明闺阁”。结果，“柳折花残血凝碧；马践胭脂骨髓香”，而朝迁中的景象则是“天子惊慌愁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怡红公子最后长叹一声：“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我为四娘长叹息，歌成余意尚彷徨!”尽管这番嘲讽写得痛快淋漓，但贾宝玉心中并未释然，直到推出他那祭悼晴雯的诔文，方才倾泻出他一腔激愤，满腹悲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