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人生的荒唐感。我说人生感，没说人生观。因为很难说《红楼梦》里头宣传了人生的一种观点，一种理论，一种信仰。但是他有很多的感慨，而且把这个人生感慨写到了极限，写到了极致。这里有人生本身的荒唐，这里我暂时不谈。更重要的是由于小说，他选择了小说这样一个形式，而小说本身就有几分荒唐。
　　我们不妨讨论一下中国和西洋对“小说”的解释。《辞源》上讲，“小说”最早见于《庄子》。庄子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就是说，小说是些浅薄琐屑的言论。所以庄子说，你用这个小说来说些比较大的事情，那距离太远了。还有一个材料也很好玩，《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列为九流十家之末。我们讲三教九流嘛，起码是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那时候也称小说家。小说家是九流之末，不但是臭老九，而且是臭老九里头最低的一种。《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之流，盖出于稗官。”稗官就是小官儿，像稗子一样的，不是稻子，不是谷子，是稗子，稗子苗，它不成材的。街谈巷议，道听途说，所谓稗官野史，到后来把它发展成引车卖浆之流。从中国古人的眼光来说，这个小说家是最低的。官儿大了是不能写小说的，写了小说也是不能作大官儿的。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性，而且是一种城市性，“街谈巷议”，它不是田头，不是村头，也不是河边。
　　但到了汉朝呢，那个桓谭又说：“小说，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就是说小说虽然是一些稗官野史，道听途说、街谈巷议的不经之言，但是里边也能牵扯到一个人的修身和齐家，家庭关系呀，孝悌忠信呀，也有“可观之辞”，也有两下子。小说在末流之中，靠自己的贡献吧，引起了社会的一点点重视。清朝罗浮居士写过一本书，叫作《蜃楼志序》，所谓海市蜃楼，他说：“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就是说，它不是“大言”，“一言乎小”。第一是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心诚意，概勿讲焉”，这里不讲经传，不讲正心诚意，不讲治国化民，所以它是小。第二、“一言乎说”，它不是文，它是说，更加口语化的，“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辩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就是那种比较非常文雅的、非常经典的东西，它没有。就是说，它没有特别重大的内容，也没有那种经典性，“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之正宗也……《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郐》以下乎！”意思就是说，它是比较通俗的。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说法。
　　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另一面的说法。比如梁启超，他就认为小说特别重要，“兴一国之政治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兴一国之经济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兴一国之风俗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就是不管什么事，先从小说开始，要改革社会，你小说写出理想的社会来；要改革家庭，你写出理想的家庭来；要改革市场，你写出理想的市场来。我们还知道鲁迅的说法，鲁迅说他辍医转文，是为了拯救、疗救所谓国民的灵魂。这些说法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它起码有这一面，就是“小”和“说”。它有一定的边缘性。大概在十几年以前吧，我们有几个评论家，当时就抨击，说现在小说都喜欢写些小东西，写的都是小猫小狗，小男小女，小花小草，小屋小河，小这个小那个。我当时对他们的抨击不太赞成，我就提醒他们说，还有一小，小说，我们要改革这几个“小”呀，首先要把小说改成“大说”，以后不许写小说，写大说，那么一上来就不是小猫小狗，一上来就是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前途，人类的未来。几个评论家的抨击，反映了中国对小说的另一种观念。
　　那么曹雪芹呢，他选择了写小说。这本身就是荒唐。他不阐述四书五经，不写策论，不写《出师表》，不写《过秦论》，而写什么贾宝玉呀，林黛玉呀，这就是荒唐嘛。因为正经一个大男人读书识字，不好好干大事，你写小说干什么，这就是荒唐。这种荒唐本身就是它所描写的女娲补天无材入选，把这块石头变成一块顽石，被淘汰下来。属于被社会的主流所淘汰的，所搁置的，所闲置的，属于一个废物，无用的，多余的。中国式的所谓多余的人。这是中国人对小说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