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没有想写这一本书，也可以说，连写一篇有关《红楼梦》的论文也没有想。这倒不是别的什么原因，而是深感自己的文才不足。
　　也可能我亦如同某些红学家一样，由于出于对《红楼梦》“真事隐”与“假语村言”的好奇，也为了追究《红楼梦》的本来面目，而不自觉地涉足于红学界了。所不同的是，我不曾是因为“闲且惫矣”：因为我并无文人的“闲暇”，自然也无无所事事的“疲惫”，而我是一个干活的。
　　前数年，我深感一些红学家的立论是对《红楼梦》写作思想的歪曲，自然也有些对曹雪芹的褒贬不实；于是我曾将自己的看法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负责人，希望能更正一些错误的东西。但社科院的回信却说，某领导正忙于其它事务，要我将自己的看法写成论文投递给一些刊物。
　　到此，我才不得已试笔撰文而涉足于红学界了。
　　也可能我的文章不成文章，所以每每见弃而退回。
　　当然我的一些文章除投递一些刊物和报刊外，还几曾经历一些《红楼梦》专刊。比如说我的《曹雪芹卒年》一文曾两次投递《红楼梦学刊》。还有，我曾为此篇文章两次到过其编辑部。
　　在投递论文和我亲自赴京的过程中，我深感奇怪的是，不是编辑部的一些负责人指出我文章的弊端，或者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谈论一些学术问题，而却是给我一些感到茫然的答复。我记得八四年第一次进《学刊》编辑部时，其编辑室主任曾这样回答我：“这些问题再有二百年也说不清楚”。九一年再到其编辑部时，其中一位编辑，即在曹雪芹卒年问题上持“甲申说”的孙玉明先生在看了我的拙作后，曾坦率地放弃了他的“甲申说”观点，同意了我的论证过程和结论；然而其编辑室主任兼副主编却用了“说不清”三个字含糊其辞地回答了我。
　　第一次《学刊》以“我们目前不研究这类问题”而退还了我的稿件；第二次因我的稿件存放于编辑部，我连给《学刊》编辑部去了几封挂号信去询问稿件情况，并寄去了退稿费，希望编辑部如若不用我的稿件，请将稿件退回，但《学刊》编辑部既不选用，也不退稿，干脆就不回信。
　　由于我的论文每每见弃而不用，所以在胡文彬先生的劝告下，我才执笔著此书了。
　　我记得1991年5月3日在胡文彬先生家中同他的谈话，当时他并没有接受我的观点。不过他说：“你的观点，我现在接受不了，也可能我以后会接受；也可能我们这一代人都接受不了，等到下一代人才可能接受。不过你把你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写成一本书，不要一点一点地写，不要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地写，这样谁也看不懂你的意思。”从与他的谈话过程中，我感到他的坦诚，也得到他的启迪，但确实也感到有些茫然：这牵涉出书的经费问题；还有一个是我的写作能力。没有办法，在论文每每见弃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铤而走险”执笔著述了。
　　此书是从1991年7月份开始动笔的。
　　对于著此一书的前身，即写论文，开始仅是一般的设想与推测而已，也就是说，仅凭着一部一般的《红楼梦》这本通俗读物而已；后来又买到了周汝昌先生的《曹雪芹小传》和其它一些刊物的一些人的零散文章，这些便是我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的最早资料。
　　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我表弟王运峰从他任教的中学为我借来了一部《红楼梦》“庚辰本”的复印本和俞平伯辑录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还有后来胡文彬先生陆续给我寄来的《春柳堂诗稿》和一些《红楼梦》“梦稿本”的复印件，这些原始资料才为我研究《红楼梦》和研究曹雪芹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从别人文章所汲取的“资料”大多不过是一些人的断章取义而已。
　　我就凭着后来得到的这些原始资料，沿着我原来的思路展开了对《红楼梦》和曹雪芹系统地研究。
　　此书共分九章一附，其中除了《曹雪芹卒年》一章不是属于探讨《红楼梦研究》这一范畴外，其它各章节均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进行的。
　　也就是说，我的这本书纯属于揭开《红楼梦》奥秘和曹雪芹的社会思想而作的，此书可以说并没有从文学艺术入手。
　　关于此书的内容，胡文彬先生的序言里已作了介绍，此处不作重复。
　　这便是此书作的大略始末。
　　在此序言的最后，我想说一下，如果我这一本书的研究有什么成果的话，我想借此向为我提供资料并每每关心我此书写作的胡文彬先生和王运峰先生致以感谢！自然也借此向其它一些关心过此书并与此书有关的一些人一并致以谢意！
　　我也想借此替一直难于瞑目于九泉之下的曹雪芹和张宜泉的亡灵说一声：“谢谢胡文彬先生和其它一些为此书出版而作出贡献的人们！”
　　安息吧，一芹一脂！
　　安息吧，一曹一张！
　　杨兴让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二日晚补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