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对《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评价，就与流行的评价有着不同的看法。
　　至今记忆犹新：1983年6月10日，我在大连黑石礁宾馆主持召开第一届明清小说研讨会，与会的名家学者40余人，白天开会，晚饭后自由交流。
　　长夜无眠，我和一位颇有名气的红学家促膝谈心。当谈到《红楼梦》时，我问他：
　　“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
　　他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看我一眼，反问道：“你说呢？”
　　“我说，曹雪芹可能有过贾府那样的生活，也可能有过贾宝玉那样的经历。”
　　“你不是反对‘自传’说吗？”
　　“是的，我不认为《红楼梦》是什么人的自传。我是说，曹雪芹是怀着悔恨和自惭的心情，总结那个国公府败落的教训。”
　　“有意思，说说看。”他鼓励我说下去。
　　“你看，开篇述石头，无力补天，是慨叹他自己，没办法挽救那将倾的大厦；于是就流着‘一把辛酸泪’，述说着《红楼梦》的故事，目的是‘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模样’。”
　　“‘此儿’指的是谁？”他很敏感，似乎意识到我和他有着不同的意见。
　　我脱口而出：“当然是指贾宝玉，但也包括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宁荣两府三代人。贾宝玉是纨绔子弟们无度荒淫者的代表人物，他不仅有着与贾赦、贾珍、贾琏同样的淫恶，而且还有着贾赦、贾珍、贾琏等所没有的‘意淫’和同性恋。”
　　他把脸色沉下来：“这是丑化贾宝玉！”
　　话已至此，我也无路可退了，便直截说道：“《红楼梦》不是颂扬公子哥儿的风流，而是批判纨绔子弟的荒淫；曹雪芹不是在刻画一个美的形象，而是用他那春秋之笔，鞭挞一个‘于家于国无望’的‘天下古今第一淫人’。”
　　他知道，他是说服不了我的，便好意劝我道：“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但千万别写文章。至少是现在别写，少惹事。”
　　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在那个容不得半句不同声音的红学时代，我没写文章。但从此我俩见面就争论这个问题。
　　他坚持他的“贾宝玉是同情女性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典型”说；我坚持我的“贾宝玉是玩弄女性的、淫荡无度的纨绔子弟，而不是同情女性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典型”说。我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20多年来从未因学术之争而损伤友情。
　　他如今已是久住医院之人了。清醒时在病床前问我：“听说你写了一部《林黛玉新传》？”
　　我坦率地回道：“听你的话，不写那种争论不休的论文了，写一部小说，立此存证吧！”
　　他笑了，“现在，时代不同了，写也无妨，也是一家言嘛。”
　　“春风大雅能容物”。他是一位“海纳百川，能容乃大”的学者。《林黛玉新传》付印在即，临时撤换了早已写好的序言，记下这段22年前的往事，献给我的这位学术界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