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对《红楼梦》的迷信与追捧持续了近百年，综观红学百年史，几可以为是一部文化闹剧史，它与中国近百年动荡史相辉映，折射出一个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无奈、彷徨、无聊以及方向迷失的悲哀。
　　红学研究被异化是《红楼梦》一书流传、传播缺憾造成，而这种“缺憾”（书的作者、作者身世、书的续补、版本之谜）致使文化研究者趋之若鹜，无数的智慧情趣都为这“缺憾”而生发，“红学”成了探佚猎奇学。
　　文学的研究应探讨其文学文本与艺术规律，而自胡适始，红学研究却变成了在文学著作外探讨历史的真相！一直到今天央视热播刘心武热评《红楼梦》，都在承袭胡适这一研究之歧途！刘心武如果做书斋研究，无可厚非，三两同仁把酒话红楼倒也无妨，当他的所谓“秦学”被央视放大、被全国观众追捧时，它的社会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这种闲情“学术”不仅挤占了严肃的、科学的学术空间，也误导了大众健康的文化关注。也正因为此，我在博客网上发表了一篇网文《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批评刘心武把红学变成包二奶一样病态的精神寄托方式。此文一发，海内外近百家网络、报刊纷纷关注、转载，新浪网为此开设了专题予以讨论。
　　一、一个典故后面的隐喻
　　关于红学源起有一个典故：
　　“红学”的名称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的一则笑话： 松江士人朱昌鼎只喜欢看小说，对《红楼梦》特别着迷。有朋友问朱昌鼎： “你为什么不研究经学？”朱答： “我也研究经学，不过我研究的经学，比别人的少一画三折。”繁体的经字少一画三折就是红字(事见均耀《慈竹居零墨》)。另外，李放的《八旗画录注》里有这样的记载： “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按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由这些记载，也可看出清代研读《红楼梦》风气之盛。我们从典故看这个学问诞生的时代，正是经学与科举制衰落的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人心理断乳期，文化人空虚苦闷的心理得有所补偿，用什么来弥补呢？经学已无补于世，而《红楼梦》却可有慰吾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文人精神自慰的替代品。
　　[]清末民国初年，也就是士人朱昌鼎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从变法维新到走向共和，一批血性中国男儿都在为民族存亡或思想或出生入死，红学在这时诞生出来，它说明了什么？说明有文人通过它避世消闲，通过它转移话题。
　　一百年前有了红学，现在又有人将它推进到秦学，请看刘心武先生洋洋自述：
　　不过这个书生不叫朱昌鼎了，这个书生叫刘心武，他在那儿看书，看着《红楼梦》，在那儿研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蒙，大家知道王蒙也是一个作家，同行，王蒙见了我就说，心武啊，你的研究我给你取个名，你那不就是研究秦学吗？——我的研究，最后形成独家思路的就是秦可卿研究，就是秦学研究。（《百家讲坛》）
　　从胡适到刘心武，走的是同一条胡同： 在小说中寻找历史，在梦境中寻找社会真相。与其说这是一门探佚学，不如说是一门释梦学或猎奇猎艳学。
　　二、 红学荒唐始自胡适
　　20世纪20年代，胡适与陈独秀遥相呼应，倡导文学革命，要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国民文学、社会文学，要通过研究现实问题、引进海外新论及整理国故来实现，《红楼梦》、《水浒》、《西厢记》等一系列白话小说就是整理国故的重大成果。他们要通过鲜活的民间文化来取代陈腐的古典文化，要把这些小说推到崇高的文化地位上去： “我在中国文艺复兴初期，便不厌其详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研究于推崇之中），我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版本，以便于校正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前景和传记资料来。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胡适口述自传》）这是奠定现代小说学，更准确地说，是奠定“新红学”的核心话语！
　　1921年5月，是他的新红学新版本问世之月。而1921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月！以陈独秀为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崭新政党也划时代地诞生！两个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一个手执红旗，一个手捧红学，一个用呐喊用热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国，一个沉入学术迷宫不谈主义，只谈“问题”，离社会时代越走越远！红学的弃世、避世精神把有着革命人文精神的一代文化领袖人物胡适先生拖下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