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学者的责任与学术的使命
　　中国文化人最不缺少的是智慧，而最缺少的是社会责任，我们的学术因此没有社会使命感。
　　《红楼梦》不是某一个男人的“自传”，它成为名著是因为它是无数中国失意文人的心灵自传，当我们的文化人、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时，作者的具体身世与祖坟上墓碑就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了，而是题外闲话了！
　　中国的文人都有济世补天之志，就像女娲娘娘手中的五色石一样，然而多时运不济，补天不成，遗失于风尘之中，他没有主体性，被一僧一道弃于人世间，演绎一段人生佳话。但这被儒化、功利化、情色化的世态并不适合一颗纯粹的心灵栖居，最终一僧一道将他带回天界，无中生有，有又至无，人生的努力都在佛道掌控之中，只有超度自己才是永远的解脱，“好”不过是浮华世象之假象，“了”才是最终人生的结局。人生的舞台似乎是儒家的，而原创是“神”、是女娲，导演却是一僧一道，一僧一道总在掌控着男女主角的命运，男女主角就像木偶一样，一根线牵在僧道手中，让他们出台，他们就登台，让他们消失，他们就无影无踪！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因此截然异趣于西方悲剧精神。《红楼梦》悲剧是“先天的”、自然形成的，长成了色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悲剧，或叫“软悲剧”，这种悲剧不撕心裂肺，也没有巨大的震撼力，它是让人悟出其中悲剧意味，阅读《红楼梦》时，人们在其中可以有更多的留恋、游戏，可以在其中寄托情思，品评儿女风情。《红楼梦》因此带有自然的真实性。接受美学认为，是读者创造了名著。《红楼梦》更多的是被点评者，研究者和政治家们做大炒热的！
　　优秀的名著都具有多面性，人们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目，也有多层次性，不同的审美眼光看到不同的文学境界！
　　我认为： 《红楼梦》“一首五面”或者说有五层境界：
　　第一面孔： 《石头记》，他讲述了中国的精神天空已被儒家文化装饰弥补过了，一个知识分子沦落的灵魂从天上降落到地上。他无法与世俗生活同流合污，他的情感与思想无法完成统一，他的人格是分裂的，现实的生活亦不是他的追求，他是为补天而制成的，不补天毋宁死。这副面孔讲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
　　第二面孔： 《情僧录》，一僧一道本无情，携石入世却惹情，它讲的是儒、道、释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力。真正的知识分子要么去补儒家的天空，要么在俗世出家超脱，很难在俗世实现思想、情感与现实的统一。
　　第三面孔： 《风月宝鉴》，它是一面情感之镜，中国男人与女人都可在这里找到情感寄托与自己的情感对象。《红楼梦》的社会影响力的成功源于它是一面风月之镜，许多人天天用它来照自己。
　　第四面孔： 《红楼梦》，贵族府宅一场梦，这是红学研究者的心灵游戏空间、思想角逐场地。专家们要研究这是谁家的楼，谁人住，各色人等的无数故事，各种梦的象征或梦的对应物，这楼是谁人建成，这梦后又飘向了何方？以及楼的主人后来又葬在何处，等等。甚至有人认为楼里发生过阶级斗争。
　　第五面孔： 《金陵十二钗》，是宝玉眼中的十二钗，也是读者眼中的金陵十二钗，现在刘心武先生主攻研究这副面孔，从研究秦可卿开始，将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研究，所谓“秦学”，也就是将成规模、成体系、成独立学科地进行研究，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如果再往下一步发展，可以研究秦可卿的肢体语言学，可能更有轰动效应。遗憾的是，刘心武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运用在研究当代小说者研究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使艺术问题考据化、复杂化、无聊化，这种方式刘心武叫“探佚学”。
　　遗憾的是，我们学者的研究不关注《石头记》、《情僧录》这两副深刻的面孔，都把时间花在释梦比附上，花在《红楼梦》作者人物考据上，花在风月宝鉴映照之中，花在为十二金钗立学探佚上，学问越做越深，离艺术越来越远，离无聊虚妄却越走越近！现在的红学真正名字应该叫“红外学”！
　　注解：
　　① 参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4月版《红楼梦》陈序。
　　② 《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原载于《艺术评论》2005年10月号。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