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述掌握着国家命脉的各色人等，处处为国家利益着想，能够让手中至高无上的皇权服务于政治清明，普惠子民百姓的话，出现另类的皇统继承模式，出现非士人的专权者，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历史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美好的幻想和真实的现实总有着很大的差距。
　　太后、外戚和宦官对东汉政治的介入，使得皇权发生了变异。变异后的皇权却是以侵蚀国家政治肌体为能事，把构成国家政治的要素，都看作是可以变卖的财产，甚至出现了三公九卿可以待价而沽的怪现象，并且产生了与之相配套的交易规则——“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这些人一旦品尝到了美食，穿上了锦衣，有着挥霍不完的金银，沉浸在“现实利益”的无穷“欢乐”中的时候，再让他们有所放弃，让他们用一个健康的成人的头脑思考思考为这个国家做一些执政者应该做的有益的事情，那可就是千难万难了。大将军梁冀因为听到了八岁的质帝说他是“跋扈将军”，敏感的神经就绷起来了，在他看来小皇帝认识是超前了，与年龄不符，对他构成了威胁。于是，就鸩杀了质帝，换个皇帝，让自己永葆富贵。这就是“贪孩童以久其政”。
　　任由私己利益的大肆膨胀，外戚和宦官的门生、故吏、姻亲、宾客充斥于国家政治机构的上上下下，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东汉末期有位很有才气的思想家仲长统，他在《昌言》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
　　政治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东汉帝国的崩溃看来是迟早的事情了。
　　而频繁的帝王更替也会使母后、外戚、宦官处于变化之中。新帝的确立就可能意味着新母后、新外戚、新宦官的出现，而旧集团一旦败亡，其所释放出的杀伤力极其巨大，往往会把国家政治推向解体的边缘，像桓帝诛杀梁冀及其宗亲，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
　　灵帝刘宏不是桓帝的儿子，其帝位的获得，也是太后和外戚商量定下来的，属于外藩继统。灵帝的母亲虽然能跟着儿子来到了京城，进了皇宫，但却没有资格做太后。灵帝在位二十一年，比起列祖列宗来，时间不能算不长了，他是否能够有所作为，遏制国家政治的颓势呢？虽然灵帝自我感觉不错，曾经问臣下说：“我和桓帝比起来，怎么样啊？”言下之意，灵帝认为自己要比桓帝强很多了，自然也希望臣下知趣，说些恭维的话。可是，被问及的大臣却不想昧着良心说话，但又不能让这位正在兴头上的皇帝丢了颜面，便对灵帝说：“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话中有话，不要比了，桓帝就够糟糕了，灵帝还不如桓帝。可以想见，灵帝一朝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后世人一般也把东汉桓灵等同视之，认为那时是宦官专政，小人当道，上下离心，社会风气败坏，像曹丕在《典论》中说：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说：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但是在皇统继承上，较之前朝来说，灵帝应该算是幸运的，他有两个皇子活下来了。中平六年的时候，皇子辩十七岁（《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璠《汉纪》说刘辩年十四。今从《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皇子协九岁。可是，麻烦也并未因此而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