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靠何进来实现党人与政治的再续前缘，几无可能，申屠璠的归隐、郑玄的出走，乃是明智之举。但是，党人亦处于分化中，而且何进招揽的名士也不都是党人。
　　在受到何进青睐的海内名士中，非党人的袁绍具有代表性。
　　袁绍，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西南）人。他是灵帝朝司空袁逢庶子（妾生之子），正因为此，袁绍的异母弟袁术很是看不起他，说袁绍“非袁氏子”，是“吾家奴”。后来袁绍被过继给袁逢的兄长袁成。
　　汝南袁氏是东汉著名的政治世家，从袁绍高祖袁安为章、和二朝司徒算起，袁安子袁敞为安帝时司空，袁安孙袁汤为桓帝时太尉，袁汤子袁逢为灵帝时司空，袁逢弟袁隗为灵帝时司徒，即所谓的“四世五公”，“势倾天下”。袁氏之所以能成为东汉政坛的常青树，除去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外，还有依附时势的一面。这表现为：与外戚结交，像袁绍的父亲袁成，就与“跋扈将军”梁冀是好友，当时在京师就流传着这么一则谚语：“事不谐，问文开（袁成字文开）。”在袁成那里，大概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与宦官又有一层亲缘，中常侍袁赦是袁氏宗族中人，袁氏也乐得认下这门亲戚，在政治上可以相为表里。依附时势，就有了庇护，在东汉后期的政治风浪中，袁氏左右逢源，自可安然处之。而后世人却不以为然，认为袁氏虽为名族，但有如此家风却不足称道。
　　有了这样的家世，袁绍完全可以悠然地过着公子的生活，那时在洛阳公子圈中，呼朋唤友，飞鹰走狗，任侠仗气，很是流行。袁绍虽然也一度沾染上了公子哥的习气，但是，他很快就有了“另类”的举动。在繁华的洛阳城中，袁绍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他的“隐居”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对于来访者要有一个身份上的规定，即“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切莫以为袁绍的“清高”，是要修心养性。袁绍的标新立异，是一种树立自己声名的速成之术，这在当时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果不其然，袁绍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士无贵贱，争赴其庭，“辎柴毂，填接街陌”。等到中常侍赵忠看到这一景象时，也不由得满腹狐疑，不禁要问：“袁本初（袁绍字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而这个疑问并没有太费宦官们的心思。
　　袁绍入何进大将军府为吏，重新步入政坛，后来做了西园军八校尉之一的中军校尉，进入军界。但他仍旧与何进过从甚密，何进把他视为得力的助手。同时，成为何进的智囊的还有逢纪、何颙、荀攸等人。他们同袁绍的关系也不一般。尤其是何颙，这位南阳襄乡（今湖北省枣阳市西北）人很早就成名了，与桓灵时的政要大员李膺、陈蕃是好友。为此，在党锢发生时，他就成为宦官要重点清除的党人。为了免受迫害，何颙亡命江湖。但他并不像其他流亡党人那样，藏匿起来，不问世事，而是有意要去结交地方豪杰。就在袁绍为父母服丧期间，何颙来到汝南，二人得以相识，并且组成了一个六人的秘密团体，史作“奔走之友”。除袁、何二人外，还有东平寿张（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张邈，这也是位著名的党人，名列“八厨”；南阳人许攸，他是一位智谋之士，曾经参与了一次未遂的谋刺灵帝的行动，此事详见后述；汝南人伍孚，他是一位侠客，谢承《后汉书》说他：“质性刚毅，勇壮好义，力能兼人。”还有一位事迹不详的吴子卿。后来，袁绍回到洛阳，何颙也多次潜伏回京，“从袁绍计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他们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
　　在灵帝驾崩之后，袁绍随即向何进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建议：希望何进能诛除宦官，为天下除害。这或许就是袁绍、何颙密谈的内容，而“奔走之友”中的何颙、伍孚作为名士，来到大将军身边，想必就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而来。此前宦官因袁绍的交友而生成的疑窦也就可以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