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发生在中平二年（185）的洛阳。名士张玄听说司空张温已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即将率军西征，去讨伐凉州的边章叛乱，便前往张温处，进行游说。他陈述了当今天下大乱的根源是宦官干政，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中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后汉书》卷三六《张玄传》）张玄说得很明白，现在张温兵权在握，趁着达官贵人为他送行之际，先杀几个罪大恶极者，然后就起兵杀宦官，解除天下苦难。但是，张温却认为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事。此事作罢。
　　第三件事发生在中平五年（188）的冀州。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杰之士，他们是：陈逸、许攸、周旌、襄楷等人。陈逸，陈蕃之子，在陈蕃罹难之后，得到陈蕃友人的保护，逃匿民间。许攸，前面已经做过介绍，是“奔走之友”的成员之一，他在冀州的出现，莫非是有使命在身？周旌，事迹不详。襄楷，这是一个与早期道教和佛教东传都有关联的人物，善“天文阴阳之术”，也正是基于他对天文变化的预测，“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才使得王芬等人决计乘灵帝北巡之际，废灵帝立合肥侯，并以地方盗贼横行、侵扰郡县为名，募集到了一支兵马。后灵帝取消北巡，刺杀行动流产，王芬自杀。
　　在这三件事中，窦武要控制北军，张玄看重的是张温手中兵权在握，王芬要募集郡国兵，思路基本一致，就是以武力为依托，消灭控制皇权的势力，乃至废旧立新。看来，武装已经成为解决东汉政治难题不可缺少的工具，而窦武的失败，张温的不作为，王芬的自杀，又使得武装能否为士大夫所用成为问题。
　　而桓灵以来，名士任侠蔚为风尚，士大夫出现武人化的倾向，使得武装必将成为士大夫的囊中物。
　　先来看名士任侠，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不陌生，前面讲“奔走之友”中就有“力能兼人”的侠客伍孚，那位党人名士张邈也是侠肝义胆。伍孚后来作为海内名士进了何进幕府，在那里他并不孤单，同气相求者有王匡、鲍信等人；王允也是文武兼修，“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还有那洛阳公子的任侠仗气，这洛阳公子中不仅有袁绍、袁术兄弟，还有日后将在汉末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曹操。仗气是年青人的性格特征，无需深究。而任侠，就要有些功夫了，所以韩非子会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这里举曹操的一个例子：一次曹操偷偷摸进大宦官张让的房间，被张让发现，曹操就展示了一下他的武艺，“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于是，就有人评价他说：“才武绝人，莫之能害。”（《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此外，任侠者多权谋、喜兵法。袁绍为何进出谋划策，引外兵进京勤王，是一例；曹操汇集诸家兵法，编成了《接要》，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又是一例。
　　这些任侠的名士们，后来大都要与军事结缘，有着一段或长或短的军旅生涯。像袁绍，担任过西园军将领；曹操，要比袁绍更早地接触到武装，他曾经作为骑都尉，率部进入颍川，与黄巾作战。后来也进入西园军，任典军校尉。那时他的理想就是能够为“国家讨贼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袁术，从折冲校尉做到统帅宫内卫士的虎贲中郎将；王匡、鲍信等回到家乡招募兵马，有了自己的武装……
　　担任军职，加速了士大夫的武人化进程；接触武装直至控制武装，使得士大夫在理性行政之外，又有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强有力工具。窦武的覆辙不可重走，张温的不作为成为过去，更不能像王芬那样被逼上绝路，武装最终要为士大夫所用，中平六年宦官斩杀何进，使得士大夫的武力得以释放，外戚、宦官两亡，京师的武装理应置于士大夫的掌控之中，他们也要为东汉的政治前途作个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