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流血的煎熬，武人已经挟持着汉室遗孤和洛阳旧臣远去了，消失在角逐势利中诞生的新士人——关东牧守的视野中。新士人如何来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是鼓足余勇进入洛阳，在瓦砾中，在断垣间，去寻觅昔日的情怀？还是卷起义旗，止息战鼓，隔绝东西，各为诸侯？
　　这一切已经不必再去做出抉择，在连遭变难之后，新士人的旧日理想早已灰飞烟灭，既而转入对新的生存空间的营造，不想在那里，生的意义竟也是那般的苦涩。在冀州刺史韩馥那里，就可见一斑了。
　　韩馥是从东汉文化重镇颍川走出的士人，是董卓进京后，周毖、伍琼行政中试图扭转政治颓势，清除董卓残暴力量而外派出任州郡长官的五名京官之一。但一旦踏上冀州的土地，韩馥的心情就同以往大不相同了。
　　汉末的冀州是兵精粮足，士民殷盛，以如此之势来面对中原凋敝，优越的感受油然而生。在洛阳朝廷中，韩馥可以做他的清流，写一些官样的文章，抒发一下自己对时政的失望之情，表达一下自己除残去秽的强烈愿望，在士林中博得一个直言的美名。但是在冀州，韩馥集一州的军政大权于一身，不再会有先前的作为了，逼人的社会现实，已经跃出笔端，成为他日常要加以应对的地方行政。他必须倾其才智，为自己以及与己相关的群体利益尽心谋划，稍有不慎，冀州刺史就会成为阶下囚，现实的残酷，正一步步侵蚀着韩馥的身心。他不能也不敢再去实践一个纯真士人的社会理想，去做一个果敢的勇士，奔赴国难，即使是以冀州的强大实力为后盾，但要与董卓那支横暴的凉州军相抗衡，韩馥便有很多很多的顾虑，道义的光环慢慢地褪去了它的色泽，受制于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压迫，韩馥又怎敢轻言去就？他的行为正在模写其心理的转化。在袁绍首倡义兵讨伐董卓时，表现得越发明显。
　　袁绍自与董卓反目之后，便来到了冀州，而此时朝中名士们正在为他斡旋，使他免遭董卓的毒手。在周毖、伍琼、何颙等人的游说下，加之袁氏在朝中地位显赫，董卓也“大度”地许给了袁绍一个渤海郡太守的官职，还封他做了邟乡侯。而汉末地方行政职权的划分，已经与前大不相同了，一州刺史不再是只执行监察权，而是统摄一州军政，这就使得袁绍成为了韩馥的下属。但韩袁之间还有一层关系，袁氏四世五公，其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韩馥就是袁氏众多门生之一，作为东汉的一则惯例，门生一旦发达，总会对自己宗师的后代眷顾有加，韩馥对于袁绍大概也不会端什么长官的架子吧？
　　但，袁绍又怎会把一个“小小”的渤海郡太守放在眼中，袁绍逃离洛阳的目的，就是要避开董卓的锋芒，纠集武装，反攻洛阳，有没有官衣，并不重要。之所以他要接受董卓的这份“恩赐”，无非想行事方便些，以汉官的名义讨伐汉朝叛逆，倒也是合乎情理。
　　袁绍的激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而韩馥在抉择之际所表现出的无限犹疑，就使得袁韩之间摩擦在不断地加剧。
　　先是，韩馥改变了初衷。我们知道，韩馥离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行政中里应外合讨伐董卓计划中的重要一步，韩馥理应起兵。但是，在听说袁绍到了渤海，要树立义旗，兴兵伐董的时候，韩馥却慌忙派遣手下亲信以州官的名义前往渤海，看住袁绍。只是，这丝毫起不到什么作用，士人以武力来对抗强暴是大势所趋，袁绍树立义旗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几个从事小吏又怎能阻拦得住呢？况且，韩馥如果一味设置障碍，只会将自己扯进泥潭，遭到来自于士人方面的鄙弃，却不会获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只孤云野鹤，韩馥又没有这个心境。
　　袁绍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会因此被卷入一场无望的战争当中，韩馥刚刚得到的殷实资本可能会化为乌有，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这时，一纸三公移书使得韩馥脱离了烦恼。而这纸文书实际上是由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发往州郡的，前已经述说。这本就是州郡起兵的讯号，但在韩馥眼中却成了帮助他摆脱无形利害纠葛的依靠。有了它，可以听任袁绍起兵，去回复士人的激越行为；拿着这纸文书，又可以避免事后可能出现的董卓对他的责难。但这并不等于韩馥从此可以出离于汉末政局之外，由袁绍起兵所激发的士人奔赴国难的炽烈情感，也在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韩馥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