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的韩馥，不再一味地躲在幕后，也不再去做些牵制盟军手脚的事情了，他也站了出来，作了一次汉末政治的弄潮儿。这就是韩馥的改变吧！
　　初平二年（191），韩馥提议拥立幽州刺史刘虞为帝，从这次拥立事件的表面来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新意，毕竟在汉末这种事情对于人们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灵帝末年，冀州刺史王芬就曾在一伙士人的鼓动下，要趁灵帝巡游之际，行谋刺之举，立合肥侯为帝；稍后又有董卓进京，肆意践踏皇权，弑杀废帝弘农王刘辩；一年前，士人同盟中又抛出了一份酸枣盟辞，其立意就在于否定献帝的既成皇统，韩馥此番的拥立是不是在回复这一盟辞呢？
　　不过，此次拥立并不是韩馥的个人所为，他是与袁绍联袂携手共图大业的。但，韩馥所表现出的热情使得袁绍难于企及。在写给袁术的信中，韩馥先是否定了献帝的地位，既而就对刘虞为帝的合理性，加以旁征博引，称道刘虞功德无量，又是汉室近宗，拿东汉最有效用的谶纬来表明上天早就有意让这位仁人长者做汉朝的皇帝了。这实在是件有趣的事，韩馥改变得实在有些惊人，难道他要做一个扭转汉末政治乾坤的英雄吗？要知道，在士人原有价值观遭到无情的粉碎之后，继之以武人的暴力，士人早已不去留恋维系他们心志理念的道德王位了。拥立刘虞，只是一面素面的幌子，内在的政治意义已转化为个人的私虑了。
　　袁叙（袁绍从弟）在给袁绍的信中写道：“现在的局势已经是疲敝不堪，而天意则对于咱们袁氏家族情有独钟，并且降下符应。”袁绍不仅要做强者，还要做皇帝，只是现在还是个不公开的秘密。袁术更是想做皇帝，几近痴迷，后来，他也果真给自己加冕了。
　　曹操在日后回忆起这一段时期，也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我，还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称王称帝呢！”
　　我们前面引用的曹丕在《典论》中的话，就是地方割据的写照——势力强的人控制了郡国，其次的则盘踞在小的城池中，势力弱的还要在乡间结聚人马。
　　可见，国家已经是四分五裂，献帝在新士人的心中无足轻重，他们正沉浸在冷酷的利益角逐中，谁又会为汉室的复兴去殚精竭虑呢？
　　这样看来，韩馥拥立刘虞，似乎并没有意义，而且他这样做，极易受到已经死去的“正义”的批判。如果有人拿起这一陈旧的武器的话，它依然可以道貌岸然地起作用。
　　果真，在新士人群体中，出现了“正义”的呼声。曹操站在承认献帝皇统的立场上，抬出了节义的牌匾，认为少主受制于奸臣，如果大家不同心协力，拯救国家危亡，那么，他就要单枪匹马地去与残暴抗争了。
　　袁术也堂皇地宣布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当今皇帝没有皇室血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袁氏一门践履忠义的行为，已为天下人所共晓，群情激越，要讨伐国贼，洗刷耻辱，拥立新帝，不是我想听到的事情。”
　　加之刘虞又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决不会担负起不忠的骂名的。
　　一旦董卓借题发挥，以献帝的名义讨伐不臣，显然，也有效力可言。韩馥没有想到这重重的危机吗？
　　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拥立只是一面素面的幌子，谁都可以在上面写些东西，或是抒发一下隐秘的心情，或是张扬一下不复存在的热情。韩馥就借着这面幌子，想着自己的事情：新士人武装集结已经一年的时间了，但却没有实质的行动去挽救危亡的国家，董卓也在长安城中观望，并没有动用他的精锐之师去冲击新士人的营盘，去瓦解长安的围困。而献帝和洛阳旧臣在初平元年三月就到了长安，洛阳已经是一片瓦砾，徒有虚名。新士人是用自己的等待换得了国家的最终消亡，虽然各自心照不宣，但势利的端倪已经无法遮掩。韩馥对其间的玄机自会明晰，他可以不必为破灭的“道义”忧心忡忡了，一块心病自此除去。而作为自己麾下官员的渤海太守袁绍却以家族蒙难，获得了众人的同情，以弱小之势，位居关东联盟的盟主，韩馥又怎能以大州长官的身份，在袁绍面前俯首称臣呢？既然讨董只是搪塞世人耳目的事情，既然新士人彼此又隐藏杀机，韩馥就不必再犹疑不前了，他要在新士人群体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拥立刘虞为帝，就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可以标榜自己心向汉室，博得忠义的名声，又可以表明自己的实力足以担当重任，其魄力决不在袁绍之下，至于拥立的成功与否，他并不挂心。成功，他是新朝的功臣；失败，还有“盟主”袁绍在前面遮拦，他也不会因此获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