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入关以后，董卓不再去理睬关东新士人的举动，而新士人之间的拼杀，使得他们也暂时忘记了偏居长安的汉室朝堂的存在。在相对“清静”的环境中，董卓开始了他无忧无虑的建设。先是在长安城以西的郿县（今陕西省眉县东）建了一个高大的“万岁坞”，在里面囤积了足够消费三十年的谷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里，我足可以好好地过一辈子了。”对还在残喘的汉政权，董卓也不再像在洛阳时，放任士人去操纵日常的行政事务，在长安，汉臣们都要去董卓府上汇报自己的工作，董卓这时也给自己增加了许多尊贵的称号，诸如“太师”、“尚父”，并给自己的兄弟子孙封官晋爵，就连七八岁的幼童都封了侯。刘姓的汉室实际已经淹没在董姓族群中了。而此时的汉中央政权似乎已经退化为一个在董卓摆布下的区域性的地方政治单元，董卓完全可以取代它的位置，将自己的门面再粉饰上一层金漆。但他却始终没有走出这一步，其心理还是值得玩味的。
　　关于此点，可以从董卓和汉末大名士蔡邕的两次对话中寻找到一丝踪迹。
　　第一次是在董卓做了太师，又想让汉献帝称自己为“尚父”的时候，蔡邕对他说：“过去周武王接受天命，姜太公辅佐他去征伐无道的殷纣，天下人为此都非常尊敬太公，故而称他为‘尚父’。董公，现在您的功德确实很大，但是还需要等到平定了关东，还都洛阳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啊！”
　　第二次是长安发生地震，董卓问蔡邕地震发生的原因，蔡邕说：“发生地震是因为阴气太盛，在人间就表现为大臣专制。董公乘坐的青盖车，大家都认为它与制度不符。”
　　前者着眼于历史中的相关人物，来申说天命；后者则用灾异来比附人事，是汉代经学之士阐述其政治观点时通常用的方式。二者殊途同归。从字面上看，自然就是让董卓死了做皇帝的那颗心，但蔡邕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劝谏达到重新塑造董卓的目的，也未可知。毕竟在政局混乱之际，需要一个强臣来重整朝纲，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而天命、灾异的警示，对于董卓其人来说，显然有着一定约束力。
　　这是因为：对传统政治模式的认同，已经深化为一种留存在当时人头脑中的规范，成为他们政治行为的指南。我们知道，东汉自“光武中兴”之后，经明帝一朝的短暂维持，盛世景象即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长时期的政治衰败，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种衰而不亡的政治态势，却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这期间东汉统治者刻意在政治上营造的思想“教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教化”的妙处就在于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上升提取出一个类似于宗教纲领性质的“国家精神”出来，即以谶纬的手法对儒家的基本原理加以“神化”，推出“纲常名教”，竭力烘托出君主的神圣性，将“天人感应”思维链条的关键部位，引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上下尊卑这样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仿佛已经固有的政治—社会秩序来，且这一秩序的维系条件是自下而上的，即通过构成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入手，对其成员进行道德熏染，依照“孝”的基本理路贯穿下去，再按照儒家“忠孝”同构的原则，转而提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就表现为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即“效忠”。
　　这就决定了生活在以天人感应神学建构的政治社会中，人们不能轻易对君权的神圣性加以否定。在汉末短短的二三十年中，同样的事例发生了很多很多。最显著的莫过于，汉魏之际曹操在群臣的劝进声中，竭力声明自己宁愿做历史上的周文王，也不愿在他手中完成新旧王朝的更替，与当年董卓没有代汉自立的心态如出一辙，曹操同样要受到约束。
　　话说回来，虽然董卓受到了纲常名教的束缚，尚不敢越雷池一步，但长安城中的士人官僚并没有因此而收敛诛杀董卓的决心，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已经认定董卓是变乱社会的惟一毒素了。在屡遭挫折之后，司徒王允便给大家带来了一线曙光，因为他发现了可以置董卓于死地的董“工具”，那就是吕布。之所以有此发现，这还需要从董卓与吕布之间的关系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