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献派标榜“义”，可以看作是其人性的自然流露，是服膺纲常的表现，当然这也不排除有其掩饰的一面，像袁术那样的人物，《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吴书》说他“观汉室衰陵，阴怀异志，故外托公义以拒绍”，《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又说他“惮立长君”。但在当时条件下，标榜“义”，却很容易为“义”所累，这是因为：尊献派承认了献帝的皇统地位，就确立了与献帝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是不违背“义”的必然选择。而献帝受制于董卓，董卓要假借皇权，讨伐不臣，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到那时尊献派又要体现臣节的话，就只有引颈就戮的份儿，讨伐董卓就变成了一句空言，像皇甫嵩、朱俊等就因一纸诏书，而舍弃武装，在他们心底里，正是“义”在呼唤着他们投向董卓等人已为其准备好的囚笼，如朱俊所言：“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后汉书》卷七一《朱俊传》）
　　而较之以尊献派为“义”所累，否献派就要轻松了许多。这不是因为同是具有经学素养的否献派人物会超越“义”，而是否献派通过否定献帝皇统，就成功地规避了董卓假借皇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是着眼于对现实政治的认识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关东牧守起兵之后，董卓就派了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环等高官组成的使团，前往关东阵营，目的很简单，“解释义兵”，换句话说，就是叫关东义兵投降。由此也可说明董卓深谙皇权的妙用。但袁绍却命令河内太守王匡将胡母班、吴循、王环等三人杀掉，使得胡母班至死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昔日同殿称臣的故友会向他们打开死亡之门，而操刀者竟然会是自己的妻兄王匡？是啊，胡母班确实成了牺牲品，但他的死却是袁绍等人对董卓假借皇权的示威，是要让董卓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可以否定献帝的皇统，因为他们尊崇的是被董卓废杀的少帝；因为尊崇少帝，所以他们并没有离经叛道，他们仍旧是“救乱诛暴”的忠义之士。况且，他们想要拥立的新皇帝是汉室宗亲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与董卓扶立幼主相区别，而年长有德又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在皇统继立上一贯坚持的标准，这同样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这样看来，否献派尊崇少帝，拥立新的刘姓皇帝，依旧是停留在东汉的君臣名分中，但较之尊献派对“义”的执迷，却能够在政治上获得较大的自主。就这层意义上讲，否献派的再造新皇统，具有探索汉末政治出路的性质。但它却因受到诸如刘虞囿于君臣之义而拒绝称帝、地方自治政权的渐趋成型、韩馥袁绍之间的利益纠葛等各方面因素的干扰而中途夭折。
　　尊献派没有改变献帝受制于奸臣的现实，反而会受到董卓假借皇权的牵制；否献派是以再造新皇统为归宿，最终也功亏一篑。尊献、否献两派在政治上的表现俱归于失败，但其意义不容低估：
　　第一，尊献也好，否献也罢，都没有挣脱君臣名分的羁绊，这就为未来寻求汉末政治的出路设定了来自思想意识层面的规范，冲破它谈何容易。
　　第二，献帝的价值要重新加以估价。在经过对献帝皇统的单纯尊崇和直接否定之后，是否会存在一条中间道路？从汉末历史的进一步演进来看，袁绍、曹操等人表面尊崇实际否定的“挟天子”设想的出现，就是对这条中间道路存在的认可。而这次在地方牧守之间围绕尊献和否献的争执，恰恰构成了“挟天子”的过渡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