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言及，刘备少时与母以贩履织席为业，说明刘备对于手工技艺并不陌生。诸葛亮长于巧思，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史言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加以亮素志在于吞魏还都，故对于攻守武器与军粮运送工具的研究尤为注意。《诸葛亮集》有《作斧教》、《作钢铠教》、《作七首教》以督励有关官吏提高武器制造质量。陕西汉中地区城固县三国墓出土了九件铜弩机；在定军山附近，出土了大量扎马钉和铜箭镞、铁刀等兵器。以上二地都是蜀汉军队打过仗或驻扎过的，应属蜀汉遗物。扎马钉有铜铁两种，四角锋利，每角约长0.5市寸，随手掷地，总有一角朝上直立。1964年3月在四川郫县太平公社出土的铜弩机上刻有铭文，系刘禅景耀四年（261年）二月卅日中作部造，机上铭文说系“十石机”（一石为120斤），一次十矢俱发。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以诸葛亮的慎密、持重，若非其军队的装备确已达到精良程度，安能如此出言。魏将邓艾也说过蜀军“五兵犀利”的话。这些都说明蜀汉手工业发展水平是很高的。
　　诸葛亮对于关系国计民生最密切的盐铁手工业是极重视的，《三国志》卷41《王连传》载：
　　成都既平，以连为什邡令，转在广都，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自连所拔也。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
　　蜀中多盐井，以广都县为例，“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县凡有小井十数所”。在蜀汉以前，益州的煮盐事业由民办者甚多，所谓民办，实际是由大小豪民办。《三国志》卷43《张嶷传》言：“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越巂太守张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遂获盐铁，器用周赡”。越巂郡属于南中少数民族地区，这里尚将盐铁收归国营，内地各郡自然更不例外。蜀汉除先以王连领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外，还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由于王连、张裔领导盐铁生产成效卓著，后来都升为丞相长史，说明蜀汉政府对盐铁事业是重视的。
　　蜀郡之临邛县除有井盐及铁矿石外，还有火井，即天然气。至迟到三国时，人们已知用井火可以煮盐，用井火煮盐，“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相传诸葛亮曾多次到临邛视察火井，还说井火因亮“一窥而更盛”。这当然没有可能，不过，对于这样奇妙而功效特殊的井火，急于增产富国而又长于巧思的诸葛亮，不可能不饶有兴趣而挖尽心思加以研究，他至少也会把前人已取得的最佳成果予以利用。据说诸葛亮任蒲元为西曹掾，令他在汉中熔金造器，可是，“汉水纯弱，不任淬火”，蒲元就派人去四川取涪水来淬火，最后制出了削铁如泥的钢刀三千口。从现在已经高度发展的炼钢技术来观察，恐怕涪水也没有多少强于汉水的地方，我个人揣度，蒲元派人到蜀取来的涪水也许即系利用井火，出于保密原因，而故意奇化其事，也未可知。
　　植桑养蚕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诸葛亮自言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可知诸葛亮是把植桑养蚕和耕地种谷同样看待的。同时也说明当时当地人民是把有桑多寡作为衡量家财的尺度之一。当然，更可由此看出诸葛亮对纺织业的倡导和重视。如众所知，诸葛亮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深知与强大的魏国为敌，光靠增产粮食和向农民征取赋税是不行的。因为过分征收赋税会失去民心，粮食也难以久存和远运。所以为蜀汉开辟财源的唯一捷径是用名贵的蜀锦去赚取巨额利润，从而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在诸葛亮的大力倡导和提高技艺的情况下，蜀汉织锦业盛极一时，左思《蜀都赋》说：“阛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这几句话，第一，描写了织锦作房的众多和兴旺；第二，形容蜀锦质高物美，冠绝一时；第三，表明蜀锦能换回大量黄金。《丹阳记》谓“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太平御览》卷185布帛条说：“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三国志》卷32《先主传》注引《典略》言曹操死，刘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弔，并贡锦布”。刘备素日以汉宗室自居，视操父子为篡汉仇敌，但因吴袭杀关羽，攫取荆州，备将东伐，故偷偷向曹丕弔唁曹操之丧，并送锦布，以行权宜之计。正如曹操曾给诸葛亮赠送鸡舌香一样，故《典略》的记述可能属实。《后汉书》卷82下《左慈传》记有曹操“遣人到蜀买锦”之事，按操比较崇尚节俭，而且禁止穿锦，尚且有购买蜀锦之事，说明魏蜀之间实际贸易并不很少。就蜀汉而论，诸葛亮以赚钱富国为先急之务，自然乐于与魏贸易，且贸易品种也不会只限于蜀锦一项。《左慈传》还言操向左慈表示喜吃“蜀中生薑”，于是，“语顷，即得薑还”。左慈即刻得到蜀薑之事，不过是玩弄魔术，进行欺诈，但魏境已有商贩出售蜀薑，则是完全可能的。诸葛亮曾经多次给孙权送去蜀锦，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吴历》曰：“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士所出，以答其厚意焉”。吴蜀既为与国，且有长江水运之便，故二国之间的贸易当较蜀魏之间为兴盛，自不待言。而蜀锦当能通过吴境从海道与东南亚及中亚各国进行贸易，也是意料中事。《蜀都赋》说成都市：“市■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麫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可以设想，蜀汉时与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进行包括蜀锦在内的贸易必然较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只是史书失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