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继父兄基业，坐领江东后，为了独占长江沿岸的地理优势，遂率兵至江夏攻伐黄祖，部将凌操被黄祖手下的甘宁射死，第一次伐黄不胜而还。后来，孙权听说甘宁因与黄祖发生矛盾，欲投江东，又恐江东记旧日之恨，正犹豫不决，孙权即让吕蒙引甘宁入见，当面对他说： “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以破黄祖之策。”(第三十回)孙权为了自己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目标，能完全放弃个人的宿怨，不记旧恨。
　　甘宁为破黄祖立了大功，得到孙权的赏识，凌操的儿子凌统常想向甘宁报杀父之仇。在一次宴会上，他拔剑直砍甘宁，二人刀枪相对，孙权急忙劝住，并耐心地对凌统讲： “今既为一家人，岂可复理旧仇?万事皆看吾面。”(第三十九回)最后又做了两项人事调整。一是安排甘宁领兵去夏口镇守，以避凌统；二是加封凌统为都尉，以慰其心。后来，在孙权要合兵围攻曹操的皖城时，甘宁与凌统又在阵前发生冲突，孙权闻讯，急忙骑马前去劝解。凌统一次出战，因马伤趴落地下，在曹将即将相刺的关键时刻，吴军阵中发出一箭射伤曹将，救了凌统性命。凌统回阵拜谢孙权，孙权告诉他： “放箭救你者，甘宁也。”(第六十八回)凌统闻知此讯，遂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孙权为了自己的事业，不仅自己放弃宿怨，而且善于用这种思想影响和教育自己的部下，他并不注重部下对自己怀有一己私情，更多的是希望他们能相互团结，共同为本集团的事业而奋斗。
　　在处理与曹操、刘备的三角关系上，孙权在总体上能把握大局，他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战略意图。当时曹操集团的势力最大，因而吞吴的可能和野心也最大，孙权只有和刘备联合抗曹，才能保证吴国的存在和发展，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孙、刘集团也存在许多潜在的矛盾，争夺荆州的问题把这种矛盾表面化、公开化，但这是次要方面，孙权在大局上能认清趋势，较恰当地处理这两对矛盾，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抗拒曹操，他是先兵后礼；争夺荆州，他常常是先礼后兵。赤壁之战后，他在濡须抗曹得胜，在曹操退兵犹豫之际，他致书曹操，斥责其“妄动干戈，残虐生灵”，信中威胁说： “即日春水方生，公当速去，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信后又批道：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第六十一回)曹操看完书信大笑说： “孙仲谋不欺我也。”遂重赏来使，下令班师。曹操约会孙权夹攻关羽以夺荆州，孙权采纳了诸葛瑾的建议，派人去荆州说媒，欲聘关羽的女儿为儿媳，他们的考虑是： “若云长肯许，即与云长计议共破曹操；若云长不肯，然后助曹取荆州。”(第七十二回)只是后来关羽侮辱吴使，谩骂孙权，才激化了荆州方面与东吴的矛盾，促使孙权下定了夺取荆州的决心。从孙权方面看，他对待魏、蜀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这种不同态度的选择完全服从于自己的战略目标。
　　第二，孙权对待曹操，多是采取强硬政策，而争夺荆州，多是采取软政策。赤壁之战后孙权与曹军复有合肥之战、濡须之战、皖城之战、逍遥津之战，大小战役几十次，对曹操方面的防御和进攻主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手段来解决，而为了促使刘备交出荆州，他曾数次派鲁肃前去索取，又准备以“美人计”扣留刘备以换取，还试图扣留关羽以逼取，甚至假意监禁诸葛瑾全家老小，让诸葛瑾通过弟弟诸葛亮的私人关系以索取。对于荆州，他一直想采取和平的外交手段去解决。在刘备发动的吴蜀大战结束后，他积极配合诸葛亮复修两国关系，其后多次在军事上配合诸葛亮伐魏。诸葛亮死后，蜀主刘禅闻知孙权增兵吴蜀边境，急派使者见孙权，以打探其用意。孙权对蜀使者讲： “朕闻诸葛丞相归天，每日流涕，令官僚尽皆挂孝。朕恐魏人乘丧取蜀，故增巴丘万人，以为救援，别无他意也。”(第一百五回)并折箭发誓说： “朕若负前盟，子孙绝灭!”
　　从孙权处理本集团内部和外部各种矛盾的行为看，他确是一名胸怀大局、目标明确、富有远见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