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视本分亡于“超前意识”——中国传统意识下的悲剧
　　魏延人格的悲剧所在。魏延武艺高强、作战勇猛又富有谋略，他是三国时期难得的人才。一员大将未死于敌人的刀枪下，却屈死于已故上司的残害，实在是一种悲剧。魏延的悲剧既属于他个人，又属于他的民族。
　　这个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祖先曾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中制定了尽善尽美的规章法典，每一层人都有与自己的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这样的社会风平浪静，一派和谐，未来的千秋子孙要想保持这种美好和谐的秩序，只要去在已严密成型的规范系统中找寻适于自己身份的部分，努力循规蹈矩就足够了。那些想凭自己的思考去行动的人，必然是对规范系统的挑战，是对他人身份利益的侵害，因而是对和谐秩序的破坏。这是极端的大逆不道，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在这个民族里，人们少想问题、少思考、安守本分，就能保证过上太平、舒服的日子，那些爱提意见、喜欢吵吵嚷嚷的人，实在是人心难测!
　　社会存在不同的集团，但人们要参加哪一集团，应该只作一次性选择，否则，今天属这家，明天投那家，这岂不反复无常吗?“忠臣不事二主”，由此推来，事二主的不是忠臣。比如魏延，昨天从蔡瑁手下投了韩玄，今天杀了韩玄来投刘备，敢保你明天不杀了我孔明去投曹操?本来，人们应该办事稳妥，“事需三思而后行”，但魏延办事无所顾忌，他雷厉风行，想到做到，这种风格实在有悖民族精神，包含有危险的因素。一个勇猛的武将，不能有独立人格，不能雷厉风行，否则，他就是没准的“定时炸弹”，将其迅速排除，是领导人保证自身安全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保险、稳妥是干事业和做人的首要准则，也是衡量人才是否可用的首位准则。
　　社会集团内部分为为君的人和为臣的人，他们之间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其关系的核心是“君为臣纲”，为君的可以对为臣的随心所欲，掌握其生杀予夺之权；而为臣的人在领导的意志面前，不能存有自己的人格独立性，他应该按照领导人的所想去行动，甚至“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种君臣关系的规范保证了双方关系的永恒和谐，避免了双方有可能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和是非纠纷，解决了社会关系的一大难题，足显民族意识的独到之处。根据这一独到的意识观念，孔明可以嘲笑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说： “汝欺中原无好人物!”可以对身边的人没有根据地散布魏延“久后必反”、“素有反相”等坏话，甚至可以当着魏延的面说他“脑后有反骨”，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尽管这样，但孔明的言辞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因为这是领导应该享有的权力。魏延是为臣的人，他本应该尊重领导人的上述权力，平时就在孔明面前抱恭敬卑谦之心，示俯首听令之意。但他对孔明的指挥不是怏怏不乐，就是满腹狐疑，似乎自己比领导人还要高明。他越出为臣的本分，对上司提意见、消极对抗，这不是一种反叛情绪么?炎黄子孙的血管中不能有一滴反叛的热血!维护祖宗血脉的纯洁性是每一位民族志士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