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虞舜在食具上涂上漆釉，奢侈作风，招致十国叛离，远不如唐尧的节俭，即使宫殿里的梁柱也不加雕刻。世人称叹伯夷的美德，便是用来勉励尊崇气节。
　　他大声疾呼：奢侈是最大的邪恶，节俭是军民共同遵守的美德。如果每人都像许由一样看待权势，这个世界又何有诉讼争执。能够彻底实施兼爱尚同，即使陌生人也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
　　曹操提倡节俭，诅咒罪恶，其实是有感而发，有所针对的。因为他在故乡期间，已经听说，朝廷越来越腐败了。尽管在各地贪官污吏和军团官兵的无厌索取和勒索下，农民已严重破产，被迫纷纷起义，但灵帝的皇宫却声色犬马。
　　在宦官的安排下，灵帝不理政事，也不治军权，并把后宫假扮成市场，宫女们化妆成商人，做起买卖商品的游戏。灵帝本身则打扮成寻芳客，在欢宴中饮酒、唱歌、作乐。
　　连狗也戴上了帽子，穿着宫服。灵帝更经常驾驴出游，洛阳王孙贵族也立刻争相仿效，动物的身价比人还高……
　　曹操听到这些消息后，真是叹息不止，心中非常着急。他恨死那些宦官们，把个朝廷搅得一团糟糕。他只能借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抱负、理想和情怀。
　　他虽然现在已经解职还乡，按一般人的看法，他是断了仕途，起码也是相当长的时间内失去了任官的机会。但是他却并不这样看，他固执地认为，凡有才有德的人，是不会过分长久被搁置一边的。尽管朝廷是宦官当道，毕竟还有那么多文武百官，具体料理政事，还得靠那些文武官员们，难道他们就不希望有能干事的人在位吗?都不能干事，那么具体的事谁干?
　　因此，曹操等待着，他凭预感，觉得自己不会长期如此被搁置一旁的。
　　光和元年，即公元一八○年，也就是曹操解职还乡刚两年的时间，曹操忽感心旌摇荡，神思飞扬，再不能专心一意于书本之上。他是相信预感的，便断定，会有贵客临门。
　　果然近午时分，有朝廷使者飞马驰到，相随的还有府中随员。曹操喜出望外，热情相迎。虽非客人，却比贵客还贵。
　　使者宣旨，曹操跪听，使者宣道：曹操解职还乡两年，谨守儒道，朝夕用功，大有长进，特宣进京，复任议郎。
　　曹操十分高兴，因为牵连解职，重新任用的只有他一人。凡因过解职，重新任用，能官复原职的，也从无先例，可见朝廷对他是另眼相看了。
　　后来曹操才弄清楚，是朝廷急需一个精通《尚书》、《毛诗》、《左传》、《春秋》及《谷梁传》，而且又能运用在当代政事上的官员。而京城里，根本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能人。宦官中自不必说了，他们除了善于逢迎，奸狡巨滑之外，别无他术。而百官之中，或胸腹才华不济，或过于迂腐谨小，找来找去，都不满意。这才有人念起曹操来。但曹操又是刚被解职的人，谁敢冒险提出。于是，几个官员反复商议后，决定联名上疏，一是说明确实只有曹操能胜任，二是即使不准，怪罪下来，因是联名，责任也就分散了。
　　于是，几个官员联名写好推荐曹操的奏折，说曹操精通古学，称得上是经史专家。且年轻活泼，思维敏捷，机智有术，研史习经，都能与时政结合，故而是不可多得之才。又据考察，曹操一腔热血，只为朝廷，即有过火行为，也是年轻气盛之故，而其内心所向，与朝廷并无二致。前年解职，非为有过，乃受宋氏牵连而已。即便是牵连，也是过于边缘的瓜葛，实际曹与宋，并无任何往来……
　　几位官员联名上疏之言，说得极有道理，灵帝在确实没有能胜任之人的情况下，便准予起用曹操了。
　　朝廷此举，虽出于无可奈何，但在曹操心中，仍很满足，因为这正好说明他自身的价值和分量，这比“另眼相看他”还更宝贵了。过去，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学识到底处于多高的层次，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作什么对比。他只是对各种知识孜孜以求，从不懈怠，目的是不断地充实和修炼自己。
　　现在，他才突然发现，在“古学”的掌握和应用方面能如他的，原来并不多。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脱颖而出。既然如此，他就更应该放开胆子去干一番事业了。他凭直觉断定，既然重新起用，他就不会再被拒于仕途之外了。
　　曹操重新出任议郎，并不因为曾被解职而谨小慎微，畏首畏尾。虽然朝政仍是宦官把持，而蹇硕仍居宦官高位，曹操并不因此而对自己的行为和作风有所压抑和约束。
　　第二次党锢之祸，当时对曹操刺激很大，他始终觉得陈蕃及许多清流派人士死得冤枉，那么多有才有德的名士，都平白无故死于屠刀之下，于国家社稷，实在是一大损失。曹操多年来一直于此事耿耿于怀，他甚至认为，如果在这事上不重新给个说法，将影响许多才学之士报效国家的积极性。
　　十分认真负责的曹操，觉得身为议郎，就应该根据经史古例，多为朝廷出些主意和建议，努力使朝廷清明公正，以逐渐实现理想的政治局面。他首先想到的是多年前的陈蕃、窦武一案，他认为将陈蕃、窦武一事定为“叛乱”是不妥的，他们当年只是为了匡扶朝政，想要宦官交出大权也是为了朝廷着想，并非是反叛朝廷。而当时却以“叛乱”名义进行逮捕诛杀，因为名为“叛乱”，受牵连者自然都落个可悲的下场。事隔多年后，全国上下议及此事者仍不在少数，纷纷鸣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