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章得知陈天龙等人被捉的消息，正要亲赴曹相处请予宽大处理。不料行至半道，即有新禁令出，连忙差人去看，才知内容，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只得打道回府。
　　曹操亲自审问陈天龙等人，最后当场判决：处陈天龙等五人斩首。处其余八人关监。陈天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不止。他万万没有想到曹操居然如此武断铁面，连皇亲也奈何他不得。他真悔、真恨、真悲哀，竟大声号啕起来了。
　　第二日，将陈天龙等五人押至天龙教教祠门外空地上，宣读罪行，执行砍头。济南百姓倾城出动，赶来围观，刑场上人山人海，但却寂静无声。宣判之后，执行斩首时，才爆发出欢呼。
　　为了彻底捣毁天龙教，曹操又令群众退去，将天龙教教祠一把火当场烧毁。
　　一边冲天大火，正在燃烧；一边即按从祠内得到的纳银上贡名册，将从教祠没收的银两，按各册上记数，一一退还原主。凡逃离济南的人，其银两暂由相府保管。
　　收到银两的百姓真是感激涕零，称曹操为救星。
　　济南城发生的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曹操铁面无私的名声传播甚远。原先，因受天龙教的迫害而背井离乡远走他乡的人，又陆续回到济南来了。而且，其他地方的一些百姓，也纷纷往济南迁徙。一时间，济南成了天下太平之所，人民安居乐业，商店生意兴隆。
　　但是，曹操在济南肃清贪污、罢黜无能的郡县官吏的举措，自然又得罪了不少宦官及外戚豢养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天龙教一案，使刘章对曹操恨得要死，便利用他皇亲的身份，去京城散布曹操的流言。于是，朝中上下的既得利益者，就都对曹操极端忿恨起来。
　　朝中上下这多么人恨曹操，曹操的好日子自然不会长了。
　　中平二年，即公元一八五年，朝廷下令，将曹操调为东郡太守。与济南相相比，东郡太守还更高一级，名义上曹操是升了官，而实际上，是把他从济南弄开。更有甚者，弄他到东郡任太守，显然是放在宦官能直接控制的地方，以便找机会加害于他。
　　曹操生性十分敏感和机智，不会看不出这一阴谋。他左思右想，都没有更好的对付办法，于是，决定来一个大胆反常的举动———辞官，曹操的理由是，近来健康状况十分不佳，特向朝廷请长假回乡养病。
　　曹操为什么有如此举措，内心是这样想的：当此时候，宦官想害他的机锋已露，必须识时务避其锋芒，目前只有请假回乡，不参与政事，才是避其锋芒的最好办法。另一方面，他想到，自己年刚三十，和他同年举孝廉的不少已是五十开外的人，即使日后等个二十年，待天下的乱局较稳定后再出来当官施展抱负也不算迟。
　　朝中上下都大感意外，以曹操在官场风华正茂、才气横溢之时，居然告假回乡，实在不可思议。但既然曹操态度坚决，朝廷也只得恩准了他。
　　曹操卸服解印，即日回到安徽老家谯县。他没有住到少年时候居住的地方，而是在谯县东面约五十里的地方，选一偏僻之地，建立了一座小茅屋，独自一人住在里面。他的目的是为了清静，少干扰，以便秋夏两季读书，冬春两季狩猎。如此不问政事，不理俗务，真正过一段独自静养的生活。
　　可是，事实并不如曹操想的那么单纯，不久，就有人来找他了。当然来找他的并不是曹操日夕皆喜的山野之人，而是远道从京城赶来的。那人带来一封信，曹操看罢信才知道内情。
　　原来，冀州刺史王芬、党锢之祸主角陈蕃的儿子陈逸、名道教法师襄楷、豪使周旌、著名的策士许攸等人共同阴谋政变，废立灵帝，诛杀宦官，以为陈蕃等人报仇。经许攸建议，他们决定拉曹操加入，因曹操在洛阳城居民间声望崇高，具有民心号召力。
　　曹操读罢密函，顿觉不妥，赶快写信给许攸，明确表示：
　　“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详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让，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应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教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昔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曹操绝不是汉皇帝的“死忠派”。许攸敢建议找他，可能便已看出曹操的真实心态。因此，曹操的反对并非政治伦理，而是政治利害。他认为要废立君王，只有在像霍光对昌邑王、伊尹对太甲的情势下，才有可能成功。那是因为太甲及昌邑均刚上任，权力未稳固。而且内朝的皇亲，外朝的大臣都不支持皇帝，反而较倾向元老权臣的伊尹和霍光，所以废立之事有成功的可能。
　　像王芬这种由地方发动的政变阴谋，无法在事件开始便控制政权，容易受到中央政府集合各地部队围剿，以七国之乱规模之大，都无法取胜，凭王芬以冀州之力，要想成功，几率太小，故不宜冒险妄动。
　　曹操的分析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王芬等人既然意向已决，便决不会因曹操的反对而改变主意。至于曹操，已向来使表示，即使王芬等人不听他的劝告，要一意孤行，他曹操也不会去告发他们，装作不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