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学者们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就笔者所见，这些论述大都集中于隆中方略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它为什么会失败，责任该由谁来负，以及该如何评价诸葛亮的才干等方面。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大体不出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论的范围。笔者认为《隆中对》研究中还有未尽之处。在下面的论述中，将隆中方略看作一个逐渐成形的战略思想体系，结合当时历史背景的演变，对有限的史料进行分析，力图勾画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脉络。在此基础上，再对一些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从而对《隆中对》进行重新解读。
　　一 隆中方略是诸葛亮十年隐居生活的结晶。这一点为大多数人所承认。一则诸葛亮素有远大的抱负，而要实现这一远大抱负，必需有一定的方法策略。这就是隆中方略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力。再则诸葛亮17岁即能脱离刘表的庇护，独立隐居生活，在隆中待时，一呆就是十年。也说明他人格上的成熟独立，已具备了酝酿隆中方略思想的心理条件。三则当时天下战乱，学者名士荟集荆州，当地文化繁荣。为隆中方略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因此，笔者认为隆中方略思想应当发萌于诸葛亮开始隐居的公元197年，而最终出炉于刘备三顾草庐的公元207年。其间的十年中，隆中方略思想有一个逐渐成形的过程。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按《三国志》的记载，隆中方略的核心思想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由于隆中方略思想在其酝酿过程中，更主要地，是表现为一种观念上的东西，不大可能形诸文字。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史料直接寻出它的形成脉络。但隆中方略思想体系是由几个小策略构成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先分析这些小策略可能出现的时间，它们的演变情况，以及它们在整个隆中方略思想体系中的地为，再综合得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脉络。
　　跨有荆益，待机北伐。这无疑是整个隆中方略思想的核心。因为，无论是内修政理，还是外结好孙权，都需要有一定的地盘作基础。而有否北伐，这是判断隆中方略是一个统一全国的方略，还是一个只求割据一方的方略的标准。我们首先来分析跨有荆益思想的形成和演变情况。
　　首先，按照一般的规律，当一事物还处于萌芽状态之时，它就包含了其成熟状态时的基本特征。因此，当隆中方略还处于酝酿阶段的时侯，它就应该包含了它成熟状态时的基本思想：跨有荆益，待机北伐。
　　其次，当时荆州地区的豪族主要有：蒯、蔡、庞、黄、习、马等大姓。诸葛亮与他们关系密切：他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庞家的庞山民和蒯家的蒯祺，而他自己则娶了黄家黄承彦的女儿。而且，由于这些大姓之间的互相通婚，诸葛亮又间接地和习家、蔡家也搭上了姻亲关系。诸葛亮和这些大姓结成了姻亲集团。考虑到诸葛亮隐居时已17岁，而汉代婚龄较低：男子14至18岁，女子13至17岁。这种姻亲关系的形成，当在诸葛亮开始隐居后不久即已形成。与此同时，诸葛亮与荆州名士集团的代表人物或为师，如庞德公和司马徽；或为友，如庞统与马氏兄弟，具有亲密的关系。（这些荆州名士后来大多随刘备入蜀，与诸葛亮共立于一个朝堂之上，成为蜀汉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可以说，诸葛亮已经融入了荆州地主集团中，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才会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因此，诸葛亮制定隆中方略时，以荆州为本位，是有其集团利益为根据的。 　 再次，从当时（197年）的外部形势（也是诸葛亮制定隆中方略思想的基本依据之一）看，天下割据方兴未艾：公孙度占据辽东，刘虞公孙瓒先后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袁术占据扬州的一部分，张绣占据南阳，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刘璋占据益州，张鲁占据汉中，李傕等先后占据司隶，马腾韩遂占据凉州。在这种群雄逐鹿的形势下，一种新兴势力想要保护和发展自己，最终统一天下，必需要有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作为依托。而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进可以兵发宛洛，直指中原腹地；退可以依托汉水优越的地势，抵御北方的进攻。如能相机夺取益州，则更是如虎添翼。因此，以荆州作为隆中方略的立足点，有其地理优势为根据。而且，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也是隆中方略思想的酝酿过程）中，特别是官渡之战以后，北方渐趋统一，而江东孙权的统治也日趋巩固，可选择的地区只剩下荆州和益州。因此，跨有荆益的思想在隆中方略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不仅不可能动摇，反而只会加强。
　　总之，诸葛亮选择荆州为立足点酝酿一个统一天下的方略，不仅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跨有荆益，待机北伐作为隆中方略的核心思想，最先出现于隆中方略思想体系，并且始终伴随着隆中方略的酝酿过程。
　　再看联孙拒曹思想的萌发：到公元207年，曹操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但他的发展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其统治区内，长期存在豪强抗命和黄巾余众的叛乱问题。与其他军阀的战事也并非一帆风顺，如与南阳张绣的战事，就一波三折。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是对曹操集团的一大考验，当时外有袁绍的大军压境，江东孙策也在密谋袭击许都，刘表则在荆州鼠首两端；内有汝南降贼刘辟等人叛乱响应袁军，攻略许下，袁绍还派刘备前去联络。即使在曹营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曹军能够取胜，而和袁绍暗通音信，事后连曹操也感慨：“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可见，连曹操自己都认为官渡之战赢得侥幸。因此说，官渡之战前的曹操还不是一个不可与争锋的角色。只是经过此战，才“公破绍，天下莫敌”。
　　再看江东孙氏势力的发展：虽然孙坚孙策父子，特别孙策的努力，为孙氏集团的发展打了基础。但是，在孙权接位之初还是：“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指出了当时孙权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山越问题，江东大姓和江东游士不与孙氏合作问题。只是在孙权接位后，一方面对山越进行讨伐，另一方面争取大族的合作才因此说，无论是曹操的不可与争锋，还是孙权的不可图，都是公元200年以后一段时间内才出现的。也就是说，联孙拒曹思想是在官渡之战后，才有可能产生的。官渡之战是隆中方略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调整。
　　作为一个完整的方略，它应该包括执行主体，执行对像，目标，过程等方面。隆中方略思想发萌于公元197年，而刘备三顾草庐是在207年，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隆中方略本来就是为刘备考虑的吗？
　　前面已经说过，诸葛亮与荆州豪族以及荆州名士集团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实际已经融入了荆州地主集团中。因此，他将来会为谁效力，根本取决于谁能代表荆州的利益。再说，“士为知己者死”，虽然诸葛亮未必说过这样的话，但观其《出师表》中所言：“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种感情却是存在的。在这样一种观念指导下，士人为人主效命的前题，是人主对士人的赏识知遇。实际上，诸葛亮也很看重这一点，他曾经以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为由，拒绝留在江东为孙权服务。
　　而刘备是在201年才到荆州投奔刘表的。在此以前，未闻他和荆州人士有密切的关系，更谈不上代表荆州的利益。只是到荆州以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才逐渐成为荆州的代言人的。从用人的角度上说，刘备并非礼贤下士之辈。清人赵翼评论刘备用人的特点是“性情相契”。他与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与赵云也曾“同床眠卧”，可见赵翼所论极为精当。这样一种用人观，似乎更适于招揽武将，而与士人要求知遇的心理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以前刘备能有关羽张飞赵云这等一流的武将，却无荀彧郭嘉鲁肃那样的一流谋臣，致使事业长期无成。而三顾草庐是刘备求才方式上的一大转变，为了见到诸葛亮他不惜跑了三趟（其中诸葛亮可能有考验刘备的意思），更可贵的是，只听了诸葛亮的一番阔论，即与之建立起了鱼水关系。直到这时，刘备才具备了使作为士人的诸葛亮为其效力的条件。 　 总之，直到207年三顾草庐之后，刘备才完全具备了使诸葛亮为他效力的条件。才有可能成为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也就是说，在此之前的酝酿过程中，隆中方略的执行者是一个虚置的形象（理想中的既代表荆州的利益，又能知遇诸葛亮的诸侯），而不是实在的人。三顾草庐明确了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标志着这一方略的正式出炉。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理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大致形成脉络。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过程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官渡之战之前，隆中方略的基本思想形成 第二阶段，在官渡之战之后到三顾草庐之前，根据官渡之战后出现的新情况，第三阶段，三顾草庐二 隆中方略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两大转变，在隆中方略思想体系中形成积累了新的矛盾或是激化暴露了一些原本隐藏着的矛盾。最终，导致了整个隆中方略体系的失败。 　 官渡之战是当时最有可能出现隆中方略中所设想的天下有变的事件，此后曹操逐渐统一了北方，而且直接威胁到了荆州的安全，荆州已经不可能作壁上观，等待有利于自己的时机了。原些所设想的据有荆益暗自坐大，以待天下有变的思想实际已经丧失了现实意义，隆中方略失败的命遇在此即已注定。
　　面对曹操的威胁和江东孙权统治的巩固，提出联孙拒曹构想，无疑是很现实的，也是很自然的一着。表面上看，联孙拒曹成了近期策略，而跨有荆益待机北伐则成了远景策略，两者似乎浑然一体。实际上，他们是不相容。
　　其一：跨有荆益，待机北伐，貌似消极实含有虎吞天下的气魄，它所谋划的地域范围涉及整个天下。而联孙拒曹则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只求天下三分的策略：既然不可与曹操争锋，又不可以图孙权，实际上已经将自己限制在了荆益这一狭小的地域之内。较之前者是一大退缩。
　　其二：跨有荆益与联孙拒曹之间具有难以协调的矛盾。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对于下游的江东有建瓴之势。孙权要想巩固江东，非夺取荆州不可。实际上早在孙策过江东之初，张紘就为其谋桓文之业云：“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讐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到孙权时更有鲁肃为其谋帝王之业云：“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无自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可见，荆州是孙权集团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之一。双方在此问题上是极难有共同点的，也就很难真诚地合作抗击曹操。既要与孙权戮力拒曹，又要维护荆州的切身利益，这是隆中方略体系中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刘备三顾草庐后，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由虚像变成了现实的人。这就使一些原本隐藏着的矛盾暴露了出来。
　　首要的问题即如何夺取荆州。应该说诸葛亮此前对于这一问题是不可能考虑得很清楚的。因为：其一隆中方略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占据荆州以后，如何采取行动统一天下，而如何夺取荆州不是考虑的重点；其二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长期处于虚置状态，由于不明了未来执行主体的具体主观条件如何，缺乏制定一个具体的夺取荆州的策略所需的依据。
　　三顾草庐之后，刘备成为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如何夺取荆州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难题。刘备以一个外人寄寓荆州，在当地没有深厚的根基，而刘表对其又“疑其心，阴御之”，只让他去守荆州的北大门，而不加以信用；外部孙权集团一直企图夺取荆州，难免二者间的冲突，而曹操大军又随时可能南下，想要从容夺取荆州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此后还有一个巩固统治的问题。
　　综上所述，隆中方略早在官渡之战后不久，就已经不适应当时的历史形势了。这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虽然有联孙拒曹这一适应当时历史变化的思想的提出，但这最多只能保住荆州不至覆灭，拼得一个天下三分的局面，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隆中方略失败的命运，也不可能籍此实现天下的统一。明确刘备为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后，一些原本隐藏着的矛盾暴露了出来，增加了败因。
　　三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中第二部分的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隆中方略的执行过程：
　　三顾之后隆中方略就开始付诸实施了。第一步自然是夺取荆州，主要有两个手段：其一刘备在樊城建议刘表：“令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録以益众”，增加了自己的部众；其二利用刘表在立继承人上的失误，拉拢了其长子刘琦，这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赤壁之战中，刘琦的部下占了刘备总兵力的一半，更重要的是刘琦是一面旗帜，以他为幌子，战后刘备迅速平定了荆州的大片土地。
　　不久曹军南下，刘备夺取荆州的过程被打断。再共同的敌人面前，孙刘双方几乎是火线结盟，在赤壁一战击败曹操。三方分割了荆州：曹操占据南阳郡和南郡的北部；孙权得到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刘备则拥有武陵，零陵，长沙和桂阳四郡。 　 刘备在战后获得了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又从孙权手中借来了南郡的南部，不久又入蜀占有了益州，初步实现了跨有荆益的目标。表面上看隆中方略前景大好，实则不然：其一刘备只是占据了荆州的一部分，而且又是较偏远落后的地区，能以发展。曹操还占据着荆州北部，全力经营襄樊二城，使中原腹地有了屏障，兵发宛洛的设想已经很难实现。孙权的势力也已深入荆州，周瑜还“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嘁曹，北方可图也”，把益州也列为了目标。与刘备集团的打算大相抵触，冲突已是早晚的事。当时荆州的局势正如庞统所言：“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其二按原先的设想，据有荆益当在联孙拒曹之前。刘备一方在结盟之前多有谋夺荆州之举，却未闻与孙权一方有所接触，显然此前联孙拒曹仅仅是一种构想，只有当曹操对双方的威胁变成现实以后才有结盟的需要。而现在先有了联孙拒曹，后才有据有荆益，实际是隆中方略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秩序上的混乱。这对于一个缜密的战略体系来说是致命的。其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失去了在孙刘同盟中的主导地位。因为在占有荆州的情况下与孙权结盟，可以凭借地理上的优势，对孙权一方实施威慑，取得在连盟中的主导地位。而今孙权势力已经深入荆州，使刘备面对一个强大的争夺对手，更遑论在联盟中的主导权问题了。其三在联孙拒曹的过程中刘备已经直接卷入了激烈的纷争中。虽然赤壁一战打败了曹操，却形成了三方鼎立的局面。刘备已不可能作壁上观，等收渔翁之利了。执行隆中方略的外部环境彻底消失。
　　因此，赤壁之战后出现的好局面，并不代表隆中方略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不久其内部矛盾就暴露了出来，使它一步步走向了失败。 　 当时，刘备集团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据有荆益与联孙拒曹的矛盾。而据有荆益和联孙拒曹都是隆中方略的内在规定。这就出现一个令刘备集团极为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据有荆益是整个隆中方略的基础，也是刘备事业的基础，刘备一方自然要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强敌曹操未除，刘备一方还有生存危机，这就要求不能破坏与孙权的联盟关系。因此无论是关羽，刘备在荆州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还是诸葛亮、赵云等人的主张忍让，实际上都没有脱离隆中方略的内在规定。这实际上是隆中方略自身的矛盾所导致。最后，这种局面由孙权偷袭荆州和吴蜀夷陵之战解决了。
　　夷陵之战以后，刘备病死白帝，诸葛亮掌握了大权。他完全放弃了荆州的争夺，转而全力经营益州，同时苦心修复与孙权的同盟，力求从陇西秦地寻找北伐的突破口。放弃了荆州，也就抛开了与孙权的矛盾，双方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同盟关系，这对于蜀汉的生存至关重要。从陇西秦地寻找突破口也比较现实。但同时隆中方略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虎吞天下的气魄。其智慧之所结都在于跨有荆益，待机北伐，也破灭了。所剩的联吴拒魏，从陇西秦地寻找北伐突破，不过是原隆中方略的残篇断肢。其整体价值大打折扣，虽能维持一个天下三分的局面，却已不能承载统一天下的重任。后来由于国力在不断的战争中耗尽，加之诸葛亮死后治蜀乏才，蜀汉政权败亡。隆中方略也就彻底失败。
　　所以说，隆中方略一付诸实施，就一步一步走向了失败。值得注意的是联孙拒曹这一策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很长时期内维持了一个天下三分的局面，从总体上延缓了隆中方略失败的历程，但它不可能挽回其失败的命运。
　　四 　 总括全文，本文的基本观点为：诸葛亮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其开始隐居的公元197年到官渡之战发生的公元200年，这是跨有荆益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从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这是联孙拒曹思想的形成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以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草庐为标志，明确刘备为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这是隆中方略的完成阶段。隆中方思想的形成历程决定了隆中方略的最终命运：官渡之战以后，隆中方略的主体思想跨有荆益，待机北伐即已丧失了现实意义，决定了隆中方略失败的命运；针对官渡之战后的新局面，而提出的联孙拒曹的构想，延缓了隆中方略的失败，但它不能根本挽回隆中方略失败的命运；明确刘备为隆中方略的执行主体后，一些原先隐藏着的矛盾显露了出来，增加了隆中方略的败因。总之，隆中方略还未付诸实施，就已经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