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公元182年—252年),字仲谋,就是后来的“吴大帝”。陈寿在《三国志》中称赞他说:“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
孙权一生没有离开吴楚,和曹操、刘备比起来他真算是地地道道的“守业之主”。
但是,对这位“不思进取”的君王,很多伟人和诗人却极力的赞扬和推崇他。
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怀才不遇时感叹道:“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连毛泽东也说:“当今惜无孙仲谋”,以此来表达“寂寞高手”的渴望。
孙权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从兄长手中接手江东开始,在对江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在识人和用人上表现出一个英明君主的素质。
从孙策草创江东到他去世,短短五年,虽说他一面依靠武力统一,一面打击并联合江东世族。但是,孙策不满26岁去世,他仅仅是在形式上统一东南,孙氏势力还潜在太多的危险。
孙策临死前,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历史把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年轻人推到后汉乱世的风口浪尖。
一、江东三督
“江东三督,周鲁吕”,在孙权当政的不同时期,这三个人分别撑起了东吴的半边天。
孙权能以20之年,委任周瑜,力抗曹公,这位年轻君主的这份气魄和眼光不在任何一位帝王之下。
孙权用周瑜除了周本身的能力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孙策势力的影响。
孙权18岁接手江东,赤壁之战时他仅仅26岁,面对曹操大兵压境,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不在少数,孙权自己没有能力渡此难关,他惟有依靠进取心很强的孙策势力,而孙策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周瑜。
孙权对孙策势力的人一直有着防备,可以不客气的讲,孙权一生在内政上与两个对手一直较量,一个是江东豪族,一个就是孙策势力,只不过前者是明,后者是暗。这一点在后面会有详细论述。
所以,孙权对周瑜的态度其实很复杂,他是既敬又畏,孙权在评价孙权评论“江东三督”时说周瑜:“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我看这句话颇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周瑜曾劝孙权说刘备是个祸害,应当及早瓦解他,并请命进击刘备,但是,“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也就是说,“借荆州”这件事无论是谁提出来的,肯定是经过孙权首肯的,而且事后也是孙权力主“放任”刘备,结果事后他反怪周瑜“一短”,这样的话在周瑜在世时他是不敢说的。
另外, 刘备和曹操曾经离间孙权和周瑜的关系,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察到周瑜的影响力已经到了令孙权感到不安的地步了,有机可乘。 周瑜死后,孙权哭着说:“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
这就是孙权的高明之处,他明明知道周瑜活一天,孙策势力就永远压在他头上,但他还能够虚怀若谷的让周瑜做一方之督,其识人和用人能力可见一斑。
裴注评论“孙权决计破曹操”时说:首先提出联刘破曹的是鲁肃,而周瑜传只提周而忽略鲁,是在有意拔高周的作用。我认为其实不然,因为破曹主力是孙策派,非周不能有此能力和影响力,所以突出周的作用正是陈寿的高明之处。
周瑜曾两次举荐鲁肃,但是鲁肃能为三督之一,绝对不是单纯的因为周瑜的一纸荐书。
鲁肃此人在战略洞察力上,勘称孙吴第一人,他早在与孙权的初次会晤中就提出:“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而在孙刘联合上,他与诸葛亮是双方的代表人物,鲁肃在世时,孙权能够力抗曹操,鼎足江东,鲁肃的战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当鲁肃去世后,诸葛亮为其发哀,孙吴内部主战派占据上风,孙刘破裂。
孙权在用鲁肃上,体现出他用人“不求全责备”,孙权能说出:“......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这样的话,并不是他在自夸。
吕蒙,出身寒微,他是真正的“从士兵做到将军”的人,而成全他的人正是孙权。
吕蒙行武出身,噬杀暴躁,虽屡立战功但难成大器,因为他只是匹夫之勇,不学文化和韬略,“蒙少不脩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辱”。正是在孙权的刻意栽培下,这个没有文化的一介武夫才神奇的变为了一方统帅:
《江表传》记载: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经过一番努力,吕蒙有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鲁肃称赞他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应该说吕蒙能取得日后的成就,孙权的栽培和独到的眼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孙权委任江东三督,对周瑜大度,对鲁肃宽容,对吕蒙培养,这三个人撑起了孙吴的前半段,抗击强敌、开疆拓土。也可以说正是孙权的慧眼识珠和虚怀若谷,为吴国打下了坚实根基。
难怪曹操会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二、江东豪强
从孙策平江东开始,孙氏与江东大士族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
两汉以来,封建的地域性差别导致江北士族对江南士族的轻视:
比如诸葛亮称赞殷礼时说:“不意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就说明中原士大夫对江东士人的评价是偏低的。
而在江东,当地的豪门对江北南来的士们不是很欢迎。孙氏在江东立国,前期主要是依靠北来的士族,而且孙氏本身也是出身寒微,所以在对待江东当地豪强的问题上,孙氏必须有一个明智的手段,否则孙吴政权很难在江东立足。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人物就是孙权。虽然孙策也拉拢并镇压了一部分江东豪强,但他的英年早逝注定这个任务最终要由孙权来完成。
其实后期江南士族并不排斥孙氏政权。前期孙氏立国不稳,曹操平荆州时张昭等江东人世之所以主张投降,正是因为他们对孙氏还没有信心。投降曹操可以为自己换来仕途,这对于江东人士来讲是难得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可以让他们融入江北士族,并拉近与江北士族差距的一个大好时机,而随着孙吴政权的巩固,江东豪强看到孙氏同样可以提供给他们进仕的机会,那么他们就很乐意辅佐孙氏鼎足江东。
这一切的实施者正是孙权,前期他虽然重用江北南来士家稳固统治,但他并没有得罪江东本地豪强,比如,他对张昭的态度,虽然两者经常在意见上有矛盾,但是孙权仍然十分尊重张昭的意见,并始终把他当成内阁首辅。这正是孙权用人手段的高明之处。
另外,对于顾、陆、朱等江东大家族,孙权同样采取重用和联姻的手段。虽然孙权很推崇曹操的“打击豪强”政策,但是在稳固政权的前提下,我认为他还是以拉拢为主的。可以说在孙权当政的几十年中,基本解决了江东豪强与孙氏政权以及江北南来士族的矛盾,使江东各派势力很好的融为了一体,这也正是东吴是三国中立国时间最长的一国的主要原因。 孙权当之无愧的是吴国的奠基人。 难怪毛泽东会说出:“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的词句。
三、举贤任能
陆凯称孙权用人:“先帝简士,不拘卑贱,任之乡闾,效之于事,举者不虚,受者不妄。”。
陆机《辨亡论》又称:“拔吕蒙于戎行,识潘浚于系虏”,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潘璋、丁奉、谷利、丁览、阚泽、步骘、陈武等都出身微贱,但他们都受到孙权赏识和提拔。
而在对降将潘濬的任用上,孙权甚至超越了刘备。
当时荆州降将,尚有郝普、麋芳等人,而孙权独重用潘濬是有原因的,《江表传》记载:“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濬独称疾不见。权遗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濬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权慰劳与语,……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濬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荆州诸军事一以谘之。”
《江表传》同时记载:“时濬姨兄零陵蒋琬为蜀大将军,或有间濬於武陵太守卫旌者,云濬遣密使与琬相闻,欲有自讬之计。旌以启权,权曰:‘承明不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还,免官。”
可见孙权在识人和用人上的手段确实足以为君主高水平。
孙权曾令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说明孙权是敢于放手使用降将的。
而后来潘濬能与陆逊同掌荆州事,甚至在吴立传,不能不说是孙权识人用人的结果。
孙权在用人上很宽容和大度:
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搏击左右。权爱其才,弗之责也”。
吕范“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
孙权曾说:“尽言直谏,所望诸君;拾遗补阙,孤亦望之。”
《江表传》记载:权又云:“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駮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於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於圣人矣。”
说明孙权是善于纳谏的君主,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陆机《辨亡论》称孙权:
“其求贤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尽盛德之容,亲仁罄丹府之爱。拔吕蒙於戎行,识潘濬于系虏。推诚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权之我逼。执鞭鞠躬,以重陆公之威;悉委武卫,以济周瑜之师。卑宫菲食,以丰功臣之赏;披怀虚己,以纳谟士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讬,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凌统之孤,登坛慷慨归鲁肃之功,削投恶言信子瑜之节。是以忠臣竞尽其谋,志士咸得肆力,”
难怪那些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会感叹自己没能生在孙权的时代,展示自己的才能。
“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应是确论。
四、陆逊之死
孙权在夷陵之战大胆起用陆逊,并能让其放手去干,其胆魄和识人的高明实在令人折服,夷陵之战的功劳不能没有孙权。
陆逊后来做到吴丞相,但是最终被孙权逼死,其中原委恐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道清的。何兹全先生的《中国通史》评论这件事时有简略的论述,在这里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说陆逊功高震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孙权的用人手段和气量来看,孙权基本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从当时陆逊的影响力和权力来看,还远没有达到威胁孙权的地步。
从陆逊的为人来看,这个人很内敛,而且很会做人,通达事理,《三国志》记载:“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其先睹如此。”陆逊完全不同于周瑜的奔放,这样的一个人很难对孙权造成威胁感的。
其次,说是对江东豪强的打击也是不对的,前面已经论述,江东豪强主要是在前期对孙氏没有信心,但经历了几十年的融合,到吴国建立,江东豪强对孙氏其实是尽心竭力的辅佐,最多是在内部斗争上有一些矛盾,但总体还是和谐的。而且从陆逊的死我们也没有看到江东士族们有很大的波动,所以说,这件事应该针对陆逊。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孙权这样做?首先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储君问题,在太子人选上,陆逊等人拥戴太子孙和,而孙权立了幼子孙亮。其实这是一个直接导火索,后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时,往往要找根源,而其实这些事件的爆发却往往是因为一些非根源的事件导致的。
东吴储君问题由来以久,其问题也错综复杂,本文无意争论孰是孰非,仅仅就这件事上孙权对待陆逊的态度来看,说说孙权的用人两点症结。
1。对孙策势力的顾及。前文论及,孙权对孙策势力其实很有顾及的,前期由于孙权年轻,孙策势力力量十分强大,再加上内忧外患,孙权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倚重以周瑜为代表的孙策势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瑜、程普、黄盖等人相继亡故,孙策势力在吴政权内的力量逐渐削弱,可即使如此,由张昭等人为代表的“遗老遗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说孙权一生都在协调和孙策势力的关系,这也是很明智的一种选择。但是,孙权晚年确实容易猜忌了。面对储君这个大问题,他看到陆逊三番五次上书保孙和,几十年来对孙策势力的顾及再次提上日程。
因为陆逊是孙策的女婿,何兹全先生列举了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孙权病了,不向其父武烈皇帝坚祷告,却偏向兄长祷告,正说明权内心隐处也觉得对不住创业的兄长,怕他怪罪,所以才有此举。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夷陵之战可以把陆逊当做一方之督,并让他独镇荆襄几十年,最后却因为几道谏书就把他逼死?
2。猜忌和年老的噬杀。早年的孙权以20之龄领江东,能够对抗曹刘两文英雄,表现出很高用人手段,但是,和很多君主一样,晚年的他糊涂了。而且储君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不小的问题,也难怪孙权会敏感。
陆逊死时六十三岁,那一年孙权六十四岁,用现在人的眼光看正是政治上黄金年龄,但那个时代完全不同,东吴各将领往往活不过四十岁,陆逊和孙权其实是两位名副其实的老人了,六年之后孙权就去世了。
而从这件事情本身看,惩治陆逊一人足够了,但孙权组组牵扯了一排人:“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
这样归结起来,其实在陆逊的死这件事情上,孙权更多的是被自己的猜忌和晚年噬杀意识操纵了,如果只是政治目的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
而陆逊以“先见之明”著称,最终却没有看透这位猜忌的君主,或许陆逊当时也老了,竟然在立储君这么大的问题上和孙权拧着干。
何兹全先生说:陈寿评论孙权“有句践之奇英”,非深知权之为人,固不能道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