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顾茅庐是《三国演义》展开来写的重头戏，历史上仅仅那么一句“凡三往乃见”，小说的作者竟然妙笔生花写出了有声有色的三回故事，真让人佩服作者编故事的本事。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也就是曹操南下荆襄的前一年，刘备见到年轻的诸葛亮，他们的交谈涉及天下大事，被目为对策史称《隆中对策》。对策中的主要内容为两部分：一是分析形势，指出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也”；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往北，太强大，拿不下来，往东，那是人家经营多年的地儿，也别惦记。指出了唯一的方向：荆州，益州，这一条线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三分的基本论述。这在当时是预见，后经实践大体得到了证明，就因为此使《隆中对策》具有了很高的价值而千古传诵。但把他归功于诸葛亮的个人创见，不大公平。汉末中原大乱，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长安成为一片废墟，中原人士大量流寓荆州，史称“士之避难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荆州本身也是人才聚集之地。一时间荆襄人才荟萃，如庞德公、司马德操、黄承彦、徐庶、庞统、诸葛亮等，都是云集荆州的士人中的佼佼者。他们关心政治经纬世事，研讨政局抨击当权，成为当时左右局势舆论的政治家集团。诸葛亮就是这集团中的一个成员，因此隆中对策，就不是诸葛亮一个人的杰作，而是荆襄士人集团集体智慧的产物。当时有识之士都有比较相同或比较接近的观点，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曹营的程昱指出“曹公无敌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作为曹营中的谋士，程昱有着清醒的头脑，对江东这块地方他的看法与其他人都不相同，别人认为，孙权必杀刘备，从而曹军可以承其弊，一举平定江南。他认为孙权据有江东，并不会自觉强大而恣意所为 “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因此会结外援，以加强自己的力量，他不会杀刘备，反而会扶助刘备。这是截然相反的看法，看法虽然不同，但对孙权的看法没什么不同：是敌对的一方，且有相当的实力，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而刘备是为各方的利益及当时的形势所迫新产生的力量，主要作用是孙权的资助。为了共同的利益两股较小的力量(刘备尤其小)联合起来，共同抗曹。这种局面“难解势分”就是天下三分的结果。而第一个提出天下三分的是东吴的鲁肃，公元200年鲁肃见孙权进行了精辟的形势分析“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釁。”也是鼎足而立的看法。当曹操号称八十万众即将杀向江南，许多东吴的文臣武将都丧失了抵抗的信心，而此时鲁肃坚持抗曹的主张，同时提出和刘备结盟，资助刘备，以造成鼎足之势。他的主张被孙权采纳，并获得了成功。应该说鼎足之势的设想，虽然是当时杰出人物各自得出的结论，那也是他们共同看法而非诸葛亮的首创。
　　二是提出战略方针。天下三分的形势预见虽然不是诸葛亮的创见，但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方针可完全是他个人的智慧，也是他第一个向刘备提出的，而且刘备很欣赏这个战略计划，并且很坚定地推行这个计划。计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取得自己的地盘，这又分两步，一步先打下荆州，再一步取益州，然后巩固地盘，整顿内部，增强自己的力量；加强周边的防务，搞好关系，尤其要搞好与孙权的关系；第二阶段，时机成熟即“天下有变”之时，分兵两路进军北方：一路出汉中，进关中，直击曹操集团的软肋，一路由荆州北上攻击南阳，洛阳，吸引曹军的大部军力，以配合益州主力的军事行动。政治上打出复兴汉室的旗帜，这不可谓不是一项很好的战略计划。
　　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碰到的最大问题是道义上的：刘备要夺取荆州，才能实现隆中对的战略而荆州之主刘表是刘备同宗兄弟，在刘备给曹操打的潰不成军走投无路时，收留了他，虽然各人心里都有不满意的地方，大面上还过得去，“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但还是给他驻扎军队的地盘，先让他屯新野，后进樊城。也相安无事。虽然隆中对战略计划很好，但第一步就要拿下收留他的刘表手里的荆州，这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失去荆州广大士人之心，而刘备的确又准备在荆州去发现搜罗他所缺少的各种人才，这是刘备无法解决的矛盾：他要事业大发展，只有先取荆州，有一个地盘为根据地再图进取；而他要夺荆州就要失去荆襄士人之心。任何时代的君主要想取得事业上的成功，都必需拥有当时大批优秀人才的支持，曹操在平定北方的过程中搜罗到大批的中原人才，奠定了曹魏的根基，孙权父子努力经营江左，得到顾陆朱张当地士族的支持，打下了鼎足江南的基础。而刘备只剩下荆州益州的士人可以争取了，而争取士人靠什么呢？政治号召力，刘备具备皇叔的身份，这点不成问题，还要有人格魅力，也就是当时的道德规范所要求他做的那些事。以前除武将关羽张飞，政府及地方行政管理人员极为欠缺，刘备过去打下来的地盘因为守不住，而东奔西跑，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刘备是儒家的理论实践者，他从学于儒学大师卢植门下，他和当时的名人都因儒学而取得联系，与袁绍交，他一个无名无势的人，投袁绍时有被郊迎二百里隆重之至的待遇，当初刘备将要入主徐州时，陈登等派使问于袁绍，袁绍一口答应“刘玄德弘雅有信义，今徐州乐戴之，诚副所望也。”（引《献帝春秋》）他摆出礼贤下士，伸张正义，仁爱谦恭，为的就是拢住荆州士人的心，如果他不顾一切的夺取刘表手中的荆州，荆州到手之日就是士人离开他之时。没人支持，他的英雄事业不就泡汤了？虽经诸葛亮等人相劝，刘备没采纳这一建议。这个难题是许多人在评论刘备时都忽略的重要问题，多数人都批评他贻误战机，优柔寡断，其实不然，如果你细心点仔细分析下，会发现这是刘备处理荆州弃取的钥匙。我们可以假设，刘备夺了当时还在刘琮手里的荆州，会怎么样呢？一是夺下来是没问题的，以刘备的能力和他在荆州经营八年的关系，是不会太难但要有一仗可打；二是占了荆州，来不及整顿人事，调和各方矛盾，曹军就已来了，以仓促之军对抗精锐之师，不可避免的要失败。这也不是纸上谈兵的猜测，刘备有前车之鉴。当初刘备救援徐州，陶谦死，州吏及豪杰推刘备做徐州之主。当时刘备是豫州牧，他请一个叫陈群的人做别驾，此人有水平远见卓识，非庸碌之辈，这也证明刘备用人是很有眼光的，俗话说眼毒。他劝刘备“袁术尚强，今东，必与之争。吕布若袭将军之后，将军虽得徐州，事必无成。”（请看《陈群传》）　　　　　 陈群分析当时的局势，仓促取州，根基不稳，难以成功，但刘备没听，结果时间不长就与袁术对立，争盟淮隅，后方叫吕布端了老窝，刘备遭到事业上的第一次失败。这次他又面临要不要拿下州郡：前有曹操大军的威胁，后有失去民心的隐忧。既是如此，刘备当然要吸取教训，他不会重蹈覆辙的。如那样的话，他守不住荆州，还因夺同宗的地盘，而失去荆州军民的人心，他再也没有号召力，也就最有后失去了夺去天下的机会。
　　他缓取荆州以观时变这一战略得以实施，应“归功”于曹操的南下和刘琮的投降，刘琮的投降使一大批有识之荆襄士人别无选择，只得归于刘备，凡被军事上战败的人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投降，一般地说多不被重视，这是历史规律，虽然曹操说过：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但荆州降者除文聘有传，其他人均默默无闻，连蒯越这个他那么重视的人物也没有传，更不要说其他人了。除少数人被曹操高价收买，如蒯越为光禄勋，韩嵩为大鸿臚，邓羲为侍中，刘先为尚书令，文聘为江夏太守，共有十五人封侯，除文聘外均无传，可以说荆州士人，除曹操为收取人心挑选使用了有代表性的几个人以外，大部分弃之不用也用不了，他在北方有四州之地，人才济济还无从安排呢。因此有为的士人只能投孙权和刘备。而孙权也用不了，他挑三拣四不甚重视荆州之士（连庞统都只能做个功曹这样的小吏，遑论他人），所以大多数只能归顺刘备。因曹军南下，东吴面临巨大的压力，必然要和刘备联合，对荆州的地盘顾不上，正好任由刘备攻城略地，名正言顺取得荆州，有了地盘，又有士人的归顺，刘备真正成为荆州之主，既无不道德的指责，又得到荆州军民热情的拥戴，因为他在曹军大兵压境之际，明确表示以民为本，“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虽有被消灭的危险，仍带着十万民众一起南逃，这一行动征服了荆州人，习凿齿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慕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他不夺刘琮之荆州，不弃追随的十万大众，一感动了刘表的军队，为以后纷纷归来成为刘备的军队基础，二使荆州士人心甘情愿地投向刘备使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他实现了第一阶段的战略成果，拿下荆州以此为基础再进取益州。
　　那么他拿下益州就没有道义上的难题了吗？与荆州情况相同，益州之主也是刘备的同宗兄弟，他为了阻止孙权攻打益州，曾做了表白，《献帝春秋》记“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在这里刘备还从军事上向孙权讲不宜打益州的道理，然后就部署军队阻止孙权军队进益州。在《鲁肃传》里他是从亲情上讲理，“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权以咨备，备内欲自规，仍伪报曰：备与璋託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刘备不支持孙权进益州，也是不忍同宗被人所攻，这个态度谁都无法反驳。那么后来刘备打益州又怎么解释呢？其实刘备还是有其道义上的理由的。他不是主动进入益州去打刘璋的，而是刘璋请他去攻张鲁以抵挡后边的曹操的军队，刘备如约进川。刘璋的下属都倒向刘备，张松、法正劝说，在与刘璋欢会之时“便可于会所袭璋”，庞统也认为这办法可行。刘备不同意“此大事也，不可仓卒。”（《先主传》）刘备到前线打张鲁，并未马上用兵，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虽用心有问题，但于道义上还没什么可指责的地方。第二年，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讨伐孙权，“权呼先主自救”，这是一个转折点，刘备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回去援救，“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据，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鲁。”要求刘璋给一万军马及军备，这也在情理之中。但刘璋的愚蠢在这时体现出来了，你要人家为你打张鲁，人家来了，可人家有难，怎么能不帮助呢？“璋但许兵四千，其余皆给半。”充分显出刘璋的糊涂，既给了人家，还让人不满意。更有甚者，当张松密信泄露，他做出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不放刘备出关，不让他回去，既愚蠢又不讲道理，一些愚蠢的人往往就是这样处理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怎么办？刘备表面上本无谋取蜀中的打算，这是逼他，让他那么干。下边的事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拿下了益州。从这些过程看，很少能指责刘备做错了什么，尤其是在道义上可指责的。
　　荆州的解决，是有赖于曹操的进攻，刘表的死刘琮的降，使刘备避开了道义的难题，既拿下荆州又没担着谋取同宗州郡的恶名，是刘备在政治上最成功的一次谋划与实践。而益州的夺取，蒙世上的指责最多，尤其是夺同宗的地盘，道义上有亏。可从历史资料上看，刘备也是没什么更多好指责的，也不那么非要担道义上恶名，那是刘璋愚蠢决定给了他机会，而且刘备在统一自己一方思想方面，也完全能说得通，不会遭到官员下属人等的反感，虽然外人会说三道四，那他可管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