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希望大家看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是曹操的重要谋臣，才识超群，足智多谋，长期追随左右，出谋划策，功绩卓著。曹操则倚为股肱，常常问计于他。郭嘉三十八岁时病殁。令曹操十分痛惜。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用、多谋善断的人物。”
　　不久，毛泽东又在一次谈话中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到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松之注记载，郭嘉胸怀远量，匿迹修行，不与常人交往，所以当时并不知名，只是有见识的人赏识他。由此引发了毛泽东的感慨，说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
　　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智谋之士的人生境遇问题。智谋之士是不是多谋，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信赖；君主是不是善任，能不能礼贤下士、知人善用。这是中国兵法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兵法认为，国无智谋之士不强，君无智谋之士不立，事无智谋之士不成，兵无智谋之士不胜。“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然而君主对智谋之士的信赖、智谋之士对君主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
　　智谋之士要多谋，谋划国家安危大计，预见事态发展大势，消除隐患于未发之际，匡正君主过失，解决疑难问题，辅主正确决策。君主要善任，以挚诚之心待智谋之士，隆礼重义，勿施以欺，勿施以诈，君无礼遇则智谋之士不至，君不挚诚则智谋之策不出，君主能否得到智谋之士、能否得到智谋之策全在于君主对治世大道的追求。
　　周文王原是商王朝周部落的首领，周部落长期受商王朝的奴役欺凌，历尽艰险危难，后来按照姜太公的谋划才推翻了商王纣的统治；姜太公是一位具有高深谋略的人，长期不遇明主，以替人屠牛贩酒为生，年愈七十才遇到周文王，受到文王的礼遇，他辅佐文王、武王平定了天下。所以《尉缭子》说，“良马有策，远道可致；贤士有合，大道可明。”君主与智谋之士相遇，道合而志同，志同而情亲，治世的大道才可彰明。
　　郭嘉是历史上罕有的智慧之星，是值得学问家深入研究、艺术家大书特写的人物。
　　最初他北上晋见袁绍，袁绍不能用，又投奔了曹操。
　　他向曹操进言，论断曹操十个方面胜于袁绍：“袁绍礼仪繁多，常为形式所困；公从实际出发，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袁绍割据一方，逆历史潮流而动；公顺应统一大势，奉天子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东汉灭亡在于对待豪强过于宽纵，袁绍以宽济宽，不能整饬危局；公拨乱反正，以严治政，上下皆循法度，此治胜三也。袁绍外表宽宏大量，内心量小忌贤，所任用者唯其亲戚子弟；公外表简单严肃，内心机智英明，用人不问远近、唯才是举，此度胜四也。袁绍多谋少决，往往事后才能意识到应当采取的策略；公谋定即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袁绍沽名钓誉，喜欢听奉承话，那些能言善辩外表上看德才兼备而干不了实事的人多归之；公以诚待人，不务虚名，以俭率下，有功必赏，那些有远见灼识、真才实学的人都愿意为公所用，此德胜六也。袁绍见到饥寒之人怜悯益于颜色，却不考虑那些从未见到的贫困百姓，谋划救国辅民的大计；公对眼前小事时有忽略，对待大事从不含糊，思虑所及不限于直接接触的人，恩德加于四海，此仁胜七也。袁绍不会用人，大臣之间争权夺利，疑惑丛生；公用人得法，使人各尽其力，不能相互倾轧，此明胜八也。袁绍以亲疏定是非，赏罚不明；公是非分明，赏罚有道，此文胜九也。袁绍声众势强，但不懂用兵要领；公精通兵法，能以少胜众，用兵如神，此武胜十也。”
　　十胜论为曹操战胜袁绍平定中原奠定了思想基础。曹操曾说，“使我成大业者，必此人也！”视郭嘉为股肱，出则同车、入则同帐。曹操评价郭嘉忠诚善良，智慧渊深，品性美好，通达事理，过绝于人。有人曾非议郭嘉“不治行检”，郭嘉泰然自若，曹操见其有大丈夫意气，愈发敬重他了。
　　郭嘉智慧渊深，通达事理，十余年为曹操出谋划策，动无遗失，过绝于人。赤壁战败，曹操又想起了郭嘉，叹息道，“假如郭嘉健在，我不至于落得这等地步！”更加深刻的领悟到了智谋之士的重要作用。
　　历史上智谋之士大抵有三种人生作为：一是为帝王之师或帝王谋臣，出谋划策，辅主成功，姜太公、张良、刘伯温是也；一是为帝王相将，躬身实践，匡扶宇内，曹操、李世民、曾国藩是也；一是为布衣书生，著书行世，人不知其详，黄石公、李筌、赵本学是也。郭嘉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智谋之士，他的十胜论几乎涉及了中国兵法思想的各个方面，切中要害，言简意明，博大精深，古今罕成。
　　毛泽东还指出，我说郭嘉是借郭嘉的事来说我们的党委书记，不要多端寡要，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毛泽东就是一位集古今智谋之大成的历史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