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曹操人品极为不屑的洪迈先生，自属"我虽有酒，不祀曹魏"之列，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若论"知人善任"，曹操"实后世之所难及"。在《容斋随笔·卷第十二》中，本着史家的良知，洪迈不避违心地对曹操作出这样一番总结："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监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国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知人善任，诚然乃曹操一大特长，但未必是最具曹操特色的特长。三国时代，天公抖擞，人才普降，但只有曹操（其次孙权，再次刘备，诸葛亮则无功可录）才能做到不拂天公美意，将各路人才尽数收罗，使各就各位，共襄大业。曹操手下，文人荟萃，谋士云集，战将缤纷，其他各怀异能的奇才异士（书法家中除钟繇外还有梁鹄、崔瑗、张昶、张芝等，围棋名手则有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一干人），亦靡然向风，鱼贯而入。曹操身边的人，固然不乏仰慕曹公盛名人品而前来报效的，但曹操对四方人才的诚心礼遇，"深自结纳"，无疑更具代表性。
　　军师荀攸之投奔曹操，是因为收到曹操一封极为恳切的邀请函，内云："方今天下大乱，正是智士劳心之时，而先生笼袖观望，归隐道山，不觉得太久了吗？"曹操喜获荆州时，曾在给荀彧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并不以得到荆州为大喜，所喜者是，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蒯越先生啊！"裴松之所引《文士传》中有一个奇怪的故事，虽可疑，仍记之如左：名士阮瑀为了逃避曹操对他的重用，效伯夷、叔齐故事，披发入山。曹操不依不饶，竟在山脚下施出焚山求士的狠招，烈焰腾空，终于逼得阮瑀先生入朝，得以展其所长。曹操听说太史慈的大名后，亦想罗致帐下，遂派人送去礼物。太史慈打开一看，内中空无一字，仅是一味中药，其名"当归"。
　　如果惩罚主要是一种原则的话（为此原则，曾救过曹操一命的爱将曹洪家人犯法，曹操仍不加原宥），奖励则是一门艺术，曹操是其中的艺术大家。通常，曹操从不无谓嘉奖下属，像某些"豪帅"那样，赐部下金银只凭一时兴致。曹操奖励部下只遵循一个原则：论功行赏。曹操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与部下抢风头，争面子，对谋士爱将们立下的"殊勋"，不仅了如指掌，且常及时予以肯定，奖金自当随之而来。事后的褒奖或追思也常因所述之事无一字虚假而显得无比诚挚，对郭嘉连篇累牍的追思自不待言，荀攸故世后，曹操多次嗟叹道："我与荀公达先生相处二十多年，他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荀公达属于那种相处愈久，敬意愈深的非凡之人。""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军师之去恶，不去不止。"曹操如因没有听从某人建议而导致兵败，回营后必不忘及时检讨，在自责的同时肯定对方的高明。送大将出征时，曹操每每亲自主持誓师大会，以壮行色；一旦将军得胜而归，如徐晃击败关羽，曹操不惜出城七里，亲自摆下盛大的庆功宴，并评论道："我用兵三十余年，并所闻古代善用兵者，还没有见过如将军般神勇的战例。将军之功，虽孙武子、司马穰苴亦甘拜下风。"徐晃带兵出征时曾经率领兵士先祭拜祖坟，以示敢死之心，这份豪情，自然缘于对曹操知遇之恩的报答。
　　奖励的艺术，在于揉入丰厚的人情。曹操有一次半夜起来巡视营房，发现某帐中隐隐亮着烛光，挑帘而入，却见手下一文官办公通宵达旦，终因倦意来袭，昏昏睡去。曹操当即感动得流下眼泪，脱下自己的棉袍为他披上，方始轻手轻脚地出去。曹操最出人意外的一次奖励，在北击乌丸之后。我们曾在郭嘉一章里提到，那一仗曹操虽大获全胜，但打得奇险。当时曹操手下众谋士除郭嘉外，几乎都曾表示反对。曹操班师回营，众谋士正担心受到曹操的嘲弄，没曾想他们竟集体受到了奖赐。"此仗我虽获胜，实赖天佑，不足自夸"，曹操诚恳地总结道："诸君此前对我的规劝，乃万安之计，所以仍然应该奖励。犹盼诸君日后仍畅所欲言。"曹操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莫过于他以丞相的身份分别于公元210、214、217年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这是三面有可能一举颠覆中华传统儒教信念的文化反旗，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唐突圣贤、藐视礼法的雄心魄力，则在曹操不惮其烦举出的大量例子中，得到裸露性显示。曹操明白告诉世人：无论你是否有过"汙辱之名"、"见笑之耻"，或即使你有过如"贪将吴起"那种"杀妻取信"、"母死不归"的大恶行径，只要你确有能力，仍会得到我的重用。自孔老夫子倡导"举逸民"以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范围的"举逸民"活动。曹操对负责荐举官员的部下（所谓"有司"）所提要求是：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陈寅恪先生对此颇有一番锐识，值得敬录于此。在对儒家伦理及当时士大夫遴选范围作出一番梳理后，陈先生写道："孟德三令……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之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之大变革……（下揣曹操之隐秘）盖孟德出身阉竖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详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以小可之不敏无学，焉敢对陈先生铁论妄置一词，虽然，我难免又会想，曹操本非阉宦辈之嫡亲后人，阉宦弄权，不仅非自东汉始（秦时即有赵高篡柄），亦非自东汉亡，何以唯独曹操会揣此"摧陷廓清"之念，而行此非常之事呢？陈寿的回答应该是富有启发的：曹操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我们只有在结合时代特征的同时不忘记结合曹操的性格特征，才更有可能接近他的"隐秘"。
　　曹操性格中的隐秘，连对曹操口诛不止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也大感困惑，在他们评点《三国演义》的文字中，我们便经常读到一些意外的赞扬文字，如"阿螨的是可儿"、"老瞒最会和事""语甚趣"之类。这虽然可归结为罗贯中古典现实主义小说本身的魅力，却也表明这个事实：曹操是难以被言语道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