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迷上了《三国演义》，成天捧着书看，啥事也不管。一天，老婆对他说：“家里快没粮食了，咋办？”他正看到“群英会蒋干中计”周瑜领着蒋干察看后营粮草一段，便随口回答：“帐后粮食堆积如山，何谓无粮？”第二天，老婆说：“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快想个法吧！”，这位仁兄正看到“出陇上诸葛亮装神”，又用诸葛亮的话答道：“陇上麦熟，可就食了。”
　　这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魅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国演义》化了不少笔墨来写粮食问题，还有什么“乌巢劫粮”啦，“许攸问粮”啦，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运粮啦，等等，连曹操马踏青苗，按照他自己颁布的命令都该斩首，后来是“割发代首”，以示惩戒。这些有名的故事，都说明在军事竞争中粮食，后勤保障机制，或者更扩大来说是后方经济问题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是无法赢得胜利的，现代战争更明确指出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了。
　　三国群雄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军事对峙的同时，也抓紧发展各自的经济，实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尤其是农业，实际上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从现在看来，正是由于三国时期的竞争局面，才加速开发了长江流域地区，使它们具备了与一直发达的黄河流域地区争雄的某些经济实力。
　　三国时期，原来比较发达的中原经济因为连年战乱，破坏得很厉害。据统计，东汉末年中国人口有五千六百多万人，到三家归晋后，才剩下一千六百多万人，不到三分之一，当时曹操的诗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应断肠”之句，就是中原的真实写照，正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三分之初，东南、西南的经济和中原相比，显然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蜀国人口只有九十多万，吴国也只有二百三十万，士兵约占十分之一左右，还不算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吏，在实力上自然难以与曹魏抗衡。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而谁先掌握充足的经济实力，谁就有希望在军事上获得胜利。
　　三国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中，首先是屯田，就是组织军队和农民屯垦，好象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一种战争时期的生产体制。三国都先后搞过屯田，但最有成效的是曹操，因为中原受到的战争破坏最大，严重缺粮，长安一斛谷子卖到五十万钱，“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国民生计已是大问题，何况还要进行战争。曹操最早实行军屯、民屯，表现出极大决心，并特别设置了“大司农”“典农中郎将”等独立的官职系统，规定屯民将收成的一半左右交给政府，以充军粮，司马懿则更明确提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们广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用具，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兵粮充足，胜券也就在握了。
　　蜀汉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战乱中受到的破坏也较少，刘备入蜀之初，原准备把大片良田沃土赏赐功臣，赵云劝止说：“益州人民刚刚经过一场战事，还是应该把田宅归还给他们，使其安居乐业”，既可以安定民心，又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诸葛亮在汉中也实行过军屯，主要是解决北伐中军粮运输的不足，后来姜维屯田，则是为了躲避宦官黄皓的猜忌。
　　大概是诸葛亮曾经“躬耕于南阳”的缘故，他一入川，就十分重视水利，尤其是秦汉时期修建的著名工程都江堰的维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四川的丝织业当时为全国之冠，号为“蜀锦”，诸葛亮认识到“决敌之资，唯有锦耳”，是与魏、吴以至通过滇、缅到达海外贸易的拳头商品，所以也大力发展相关的手工业。成都也因此叫做“锦官城”，“锦城”。
　　三国鼎立还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中国文明长期以来是以黄河流域为主发展起来的，中原的战乱，使大批富有生产、管理经验的人才，从黄河流域流向东南、西南长江流域，使中原的工农业技术应用在富庶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刘备带去的人才大多是“南下干部”，曹操在淮上与孙权争夺时，曾下令当地居民北迁，不料弄巧成拙，十几万户反而渡江南来，凭空增加了东吴的实力。
　　就拿诸葛亮三兄弟来说吧，都是中原知识分子，后来却各为其主，哥哥诸葛瑾在吴国当过大将军，从弟诸葛诞在魏国做官，做过扬州刺史，镇东大将军，当时人们说，三个诸葛中，“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这只是名次排列，里面可没有骂人的意思。可以看出人才的流动和分布，这就为促进蜀、吴两个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大家都抱定宗旨，死守经济先进地区，没有必要的人才流动，那么落后地区的开发会更缓慢的。
　　当时没有“禁运”，“经济制裁”这类东西，战争状态并没有对三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产生多大影响。象今天情形一样，商业贸易最发达的是东吴。孙权搞屯田一度颇积极，但后来人们纷纷弃农经商，或被征入伍，就荒废下来。究其原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东南沿海有地利，向有经商的传统，东吴的商业贸易在三国里最为活跃，比如饮茶是三国时期开始盛行起来的，而吴国的制茶业发达较早。瓷器也同样如此，吃过四川的泡菜人都知道，泡菜是把蔬菜放在一种形制特殊，容易密封的陶瓷容器里腌制的菜，川人每天离不了的。考古发掘证实，最早的泡菜坛子是东吴传过来的。吴国的军队还有“军市”，就是军中市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三国志.潘璋传》）一批随军的商人，老是跟着，到处做买卖。没想到后来还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吕蒙偷袭荆州时，就是让士兵化装成与蜀国互市的商人，穿上商人的长袍，“白衣渡江”的。如果没有这样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吕蒙的计谋也就无法施展了。
　　东吴的生意还做到外国，不光临近的亚洲各国，还包括非洲，一直远到欧洲的大秦，就是罗马帝国。据载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讨丹阳时俘获了一些黑矮人（侏儒），一个在孙权那里的大秦商人说，这在他们国家是很稀罕的，孙权就派会稽人刘咸与这商人一起，带男女各十人去大秦。据说要从海外的一个港口乘大海船，扬七张帆，走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曹丕刚刚登基当上魏文帝时，曾派人到东吴要一些奇珍异品，象什么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牛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大部分都不是中国出产的。有些大臣建议不理曹丕的索求，孙权却答应得很痛快，说“他所要的东西，在我这儿就象瓦石一样，我不用的可以换来军马，为什么不和他们作作交易呢？”这就是东吴海外贸易发达的好处了，也说明东吴人的商业头脑和战备观念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正是东吴的远航船队，首次打通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台湾古称夷洲，那以前和大陆还没有什么联系，但它附近的岛屿（古称亶洲）却从秦汉以来“时有至会稽货布者”，会稽人出海也时常有因风向飘流至那里的。孙权于黄龙二年（230年）派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寻找这两个岛屿，结果只找到了夷洲。这是史籍上有关台湾最早的记载。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也从那时逐渐密切起来。
　　三国经济竞争的结果，促进了各自经济优势的发展。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在三分归一统后写过著名的《三都赋》，描述三国都城壮丽繁华的景象，可见发展水平已比较接近了。后来五胡乱华，东晋南迁，中原文化科技进一步向长江流域传播，造成南北方既浑一又均衡的发展。
　　说起来，当年魏国略相当于今天之华北西北，吴蜀所在区域分别略相当于华东华南与西南，今天仍然是我国除东北以外的三个主要经济区。它们在全国的作用，也依稀和三国时期有几分相似：北方有政治文化之优势，东南沿海有商业贸易之便，西南有资源丰富之利。近年有些经济专家提出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发展战略”，也是这种格局的变化发展。为了全面振兴中华，也需要各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促进人才流动，合理布局。这些依然可从三国历史中得到某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