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面的话题要说的是，李逵、牛皋、孟良、程咬金这类莽将形象又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喜剧趣味。
　　当然《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不能说是纯粹的民间文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们极大程度地体现了下层民众的趣味，这可以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即看它们能否被改造成说书艺术，《儒林外史》、《红楼梦》显然不能，而它们不但毫无问题，而且还多半益见精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水浒传》、《说岳全传》、《说唐》等说成广义的民间文学也未尝不可。
　　而民间文学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十分强调趣味性，可以说趣味原则是民间文学极重要的一个创作原则，而上述一类作品中频频出现莽将一系列的人物，讲说它们的滑稽行事，也是这种趣味原则的集中体现。在下少年时代颇听了不少评书，记得几乎每部书中（包括“呼家将”“曹家将”以及“三侠剑”之类）都有这类角色，只要一讲说到这类角色出场，那效果一定就好，听者喜笑颜开，不厌重复，绝不会皱着眉头嘀咕“怎么又出来这么一号人物”。同样，新派武侠小说大宗师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周颠、桃谷六仙之流也是莽将这一系列的变种，他们也使作品趣味盎然，也没见谁计较这类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应否重复出现，以及他们的形象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有多大的合理性之类。
　　为什么会是这样？说穿了也很简单：对趣味的追求，本就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要。
　　另外，和在下上面说的第二点“本我的象征”相似的是，有一些人把水浒世界里的黑李逵看作宋江的潜意识的人格化，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就说，李逵的叫嚣造反要拥戴宋江做皇帝，“道出了宋江强压着的想当皇帝的心声”，而宋江对李逵的喝斥，则“似乎是在谴责自己内心那不可告人的部分”。夏志清的这一结论也许是受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在评改《水浒》时，一直就认定宋江是满口忠孝心怀不轨的伪君子，而直肠直肚的李逵则常常将宋江那不可告人的心事叫喊出来，比如一般的《水浒》在写到晁盖中箭死后吴用等推宋江为寨主宋江谦让时，说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而到了金圣叹评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李逵叫嚷的一句就变成了：“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你也肯！”这一改，是够毒的。三字之差，意味全变，也开启了后人将李逵解做宋江潜意识的现代阐释思路。
　　再有，在下上面多采用泛文化视角分说李逵，对将李逵定为农民起义骨干分子的说法不以为是，这并不等于判定阶级分析法毫无用武之处。恰恰相反，在下以为只要循科学理性之精神，实事求是地从文本出发，而不是理念先行，此法同样自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如欧阳舰萧相恺先生于七十年代末所撰之《李逵论》（收入《水浒新议》一书），以游民无产者的两重性分析《水浒》中李逵言行的阶级本质，力抗“农民起义革命派”之权威旧说，客观、精当而有说服力，在下十分感佩。珠玉在先，且阶级分析法究非在下所长，故此处藏拙，就请列位看官多多谅解。
　　一句话，《水浒》是说不尽的，李逵也是说不尽的，在下才疏学浅，“说不尽的李逵”便说到这种地步，就此收尾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