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榕树下）
　　绪论
　　从《水浒传》这本古典名著可以看出中国绿林事业的文化根源所在。那就是根植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绿林豪侠事业与绿林文化思想体系。所谓的绿林文化是种俗文化与雅文化相结合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形而上的政治利益的表现特征，同时还具体包含了散落在民间形而下的绿林文化人格崇拜的思想体系。同时它的思想渊源又是儒、道、墨三家思想的结合，虽然具有复杂性甚至矛盾性，但同时也表现出这种绿林文化丰富的文化特征。本文具体结合《水浒传》原著对其表现出的绿林文化特征等问题进行探讨。
　　其实绿林文化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战国时期出现的大量的侠客、义士就是这种绿林文化的雏形。它的文化渊源来自于代表小生产阶级的墨家思想，但是它是种散落在民间俗文化和雅文化的有机结合，所以它的思想渊源还有来自儒家甚至是道家的思想体系。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及丰富性。可以说儒、墨、道三家思想的互补，以及民间俗文化对其形而下的理解便是本文说要论述的绿林文化的内涵所在。
　　闻一多先生《关于儒、道、匪》一文（载《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曾引用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中的话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土匪。”儒家告诉人们如何去积极地面对生活，服从社会秩序。而当这种秩序一旦解体，或者社会上出现不公正的现象时，道家告诉人们要超脱和回避，而墨家则主张用强力讨回公道。道家的回避态度尽管不够积极，但可以与儒家思想相互补充，成为古代士人的常规心态。而墨家的主张和做法对社会危害作用较大，所以在先秦时期曾经红极一时的墨家，在秦汉以后就被取消了在社会上流传的权力，然而它的思想和意识却仍然在民间蔓延滋长，并经常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历代社会上绿林土匪及其意识产生的渊源。《水浒传》所描绘的是北宋王朝，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宋朝是封建社会从鼎盛走向下坡路的时期，由于宋朝官僚机构臃肿繁冗，办事效率很低；对外却软弱无能，每年向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进贡的“岁币”，不仅成为当时政府的经济负担，还极大地伤害了汉民族的自尊心。内忧外患的社会体系，自然这种具有极大破坏力的绿林文化意识就会在民间抬头。而《水浒传》所表现出的正是这种豪杰事业和绿林文化精神。
　　一、《水浒传》与绿林文化的政治特征。
　　“逼上梁山”是梁山好汉上山聚义的共同原因。
　　《水浒传》这部小说反应了宋朝社会“遍地不公”的社会现象。尽管宋代出现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社会，以及相应的文化建设等，但高度集中的城市经济，必然会导致人们在权力、金钱、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等方面需求的无限增大和残酷争夺，从而引起很多社会问题。在政治上有像蔡京、童贯、高俅那样的奸臣当道，混乱朝纲。梁中书给他岳父的蔡京准备的生辰纲就是民脂民膏十万贯（第十五回）；身居高职的高太尉本来只是一个“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的“破落户”（第一回）。而在衙门内贪污受贿现象又是屡见不鲜。如武松发配到孟州时，那里的囚犯对他说：“好汉，你新到这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报你知道。岂不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只怕你初来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众囚徒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是小心便好。“（第二十九回）。可见贪污受贿腐败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在民间私抢民女（如镇关西），偷奸害夫（如潘金莲），以强欺弱（如蒋门神）的现象也不是个别。在这样弱肉强食、遍地不公社会背景下，其中的弱者只能被逼造反，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这也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2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然而梁山好汉的社会基础是及其复杂的。他们中有农民、城市手工业者、流浪汉、奴仆，更有小知识分子、在野下级军官、大商人、遭遇不幸的衙役和宋王朝派来征剿义军失败投降的各级军官。前者他们并非自身遭到欺凌、迫害才铤而走险的，而是不满于社会上的不平事，挺身而出，救助受欺凌、迫害的良善弱小，剪恶锄凶，才处在了为官府所不容的地位上。鲁智深便是这类人物的突出代表。在这个形象的性格中，除了有多数梁山好汉所共有的济困扶弱的豪侠精神，还有着无视宗教戒律的任性自由的人文精神，合成与现实秩序、法度的对立性；更具有主动反抗精神的，是晁盖、吴用，他们是出于对聚敛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的不满，联络贫苦到难以为生的渔民阮氏兄弟等人，劫夺了大名府留守梁中书送给当朝大师蔡京祝寿的财宝——生辰纲。这已不是个人的报复性的抗争，而是超越了个人的利害，虽然采取的是原始性的劫掠方式，但却有着视赃官之财为“不义之财”的觉醒，这种劫掠行动也被表现为正当有理的行动，可以说鲜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压迫者的心声。他们的被“逼上梁山”更多是因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并不是因为生存无法保障，具有一定的自发性。
　　而后者的则可以认定是所谓真真意义上的“逼上梁山”，他们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现实危险到他们的生存需要。比如林冲原是京中禁军教头，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美满的家庭，他没有也不会有自发的反叛意识。最初妻子受到朝中权贵高俅之子的戏辱，他忍让了下来；继而被高俅设计陷害，刺配沧州牢营，做了囚徒，但是他仍抱有幻想，等待服役期满，和家人团聚，重新过其正常的生活，并没有失去对人生的希望。最后在高俅非将他置于死地不可的情况下，别无选择，他才奋起反抗，杀死高俅派去杀害他的爪牙，雪夜投奔梁山；武松是打虎英雄，县衙门的都头，由于亲兄长被地方恶棍害死，而县官又循情不予审理，才动手拼搏，斗杀西门庆，刺配孟州后，仍然安于做囚徒，直到又因施恩而打不平，醉打了蒋门神，后又中了张督监的诡计，再次被判刑发配，在张都监设计在押解途中要将他杀死的时候，他才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为，“血溅鸳鸯楼”，杀死张督监全家；宋江上梁山的道路更曲折。他为县衙押司，却喜结交江湖豪杰，由于放走劫取生辰纲的首犯晁盖，从而与梁山好汉有了关系，又导致了他为掩盖犯“法”的真情，不得已杀死了外室阎婆惜。他潜逃在外，坚持不肯上山落草，宁愿回家就捕。在被解往江州的途中，还坚决不同意梁山好汉解救他，直到发配江州又题诗遭祸，受到权势者的陷害，被押上法场，被梁山好汉解救出来，实在无路可走，这才随同上山，做了绿林首领。这类人物上山的道路，集中显示出一个“逼”字，如果不是到了不做强人就得伏首就戮的生死关头上，他们是不会去做绿林强人的。
　　他们或者是因为对社会现象的不满，具有一定自发性地落草为寇；或者是因为生存需要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但是他们所共同面对的却是那个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后人以“逼上梁山”作为说明被逼无奈而被迫采取极端手段的成语，足见它所包含的绿林文化精神的底蕴。
　　“替天行道”是梁山好汉的政治行动纲领。
　　既然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使他们采取了个人对社会激进的反抗，共同的利益又使得他们走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绿林集团，采取集体对社会的激进对立。那么这个绿林集团政治行动纲领究竟是什么呢？
　　那就是悬挂在梁山聚义厅前那面杏黄大旗——“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这一口号中的“天”和“道”指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一思想观念的来源是哪一家呢？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或说儒家，或说法家，还有墨家、杨朱、老子等说法。笔者却认为这一口号代表的是墨家天罚的思想，此外还包括些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内涵。
　　国家是协调和均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必要产物。对于这一点，以墨子为首的小生产者阶层并不否认。但墨家对代表国家权力的天子并不表示盲从。他认为天子的行为本身并不是评价其自身的标准，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有意志的天，也就是“天意”。所以晁盖七人智取生辰纲假脱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第十四回）；宋江遇九天玄女，得到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第四十一回）；街道上歌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拨乱在山东。”也是“正应天上言语。”（第四十回）（这可能更接近于道家思想的谶纬），而这个天意就是小生产者利益的意志所在。墨子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这就是说，评价天子好坏的标准，是看他是否顺应天意——小生产者自身的意志。顺应者便可受到奖赏，忏逆者便会受到惩罚。这就是古代墨侠集团扶弱除暴之举的动因所在。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3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无疑是受到这些流落在民间的墨侠思想影响的产物。在他们看来，“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谄佞专权，布满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第六十四回）。他们聚义梁山，就是顺应天意，以力抗天命的表现。因为他们感到有天意、神明和抗争精神在给自己撑腰，所以能气壮如牛。有了“天”的意旨所以他们要采取集体的进行激进的反抗。然而这个“天”的概念还应该包括“天理”的思想，具有自己道德规范原则。那些被认为是玷污“替天行道”不义的举动也同样遭到反对。如李逵错认为是宋江抢了刘太公的女儿，一上梁山便拨出大斧砍倒了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第七十三回）。所以梁山好汉杀贪官杀污吏，打家劫舍，冲州撞府，却从不伤害百姓，他们的斗争是有自己特定对象的。
　　然而，梁山好汉的“天”的思想却不仅仅是墨刑的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了儒家的思想。
　　在石碣刻文上，“侧面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第七十一回），宋江在接受招安的进城的时候，在队伍中竖起“顺天”、“护国”的旗帜。（第八十二回），燕青向天子所表白：“宋江这伙，旗子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才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第八十一回），所以梁山在接受招安后，“替天行道”就演变成忠君除暴的征辽、征方腊行为了。忠君爱民成为“天”新的思想含义。散落在民间的墨侠思想让他们知道在天子之上有一个代表“天意”的天，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又使得他们不可能把“天子”排斥在“天意”的概念之外，所以有人说“水浒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天”所蕴涵的思想实质是很复杂的。
　　在明白了“替天行道”中的“天”指的是什么后，再来看看“道”的含义。这个“道”，有墨子所提倡的“兼爱”、“尚同”等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中，“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若，众不动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水浒传》所要体现的是“八方共城，异姓一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实现社会成员最原始的生存条件。
　　虽然“替天行道”的政治纲领的思想含义是复杂甚至有些矛盾的，但是它却代表了绿林好汉共同的利益，所以他们由风雪山神庙（林冲）、血溅鸳鸯楼（武松）、大闹翠屏山（杨雄）等个人行动转换成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集体行动，“替天行道”的思想无疑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以贤为能，纪律严明”是绿林好汉的组织原则。
　　如果说“替天行道”是这伙绿林好汉的行动的纲领，那么“以贤为能，纪律严明”便就是绿林好汉的组织原则。这样一个社会成分复杂的绿林集团有一套为大家所公认的人事组织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在“尚同”思想的规定下，墨家及绿林所奉行的是一条“以贤为能，纪律严明”的组织原则。鉴于无主则乱的教训，墨子提出“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天子一旦确立，其下就要绝对服从，“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墨子提出的这一套选举办法，明显地带有原始氏族部落推选酋长的痕迹。虽然它质朴得近于原始，但却因其公正而能为追求大同世界的绿林侠士所接受。所以梁山英雄排位次是因为有碣石上“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著众义士的姓名。”（第七十回）；而晁盖就是在林冲火并王伦之后被推上寨主宝座的。王伦被火并，就是因为他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是个落第穷儒，胸中又没文学，怎能得山寨之主！”（第十九回）无贤无能之人当然就做不得寨主；而宋江一上梁山，晁盖便主动让位与他；而宋江后来却一定要把寨主之位让给“河北玉麒麟”卢俊义，最后宋江被立为寨主虽然屡经周折，却是这一原则的细致体现和最终胜利。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4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公正的组织原则。所以绿林集团才不至于为争夺权利而发生内讧。使其空前的团结，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接受招安”是梁山起义的必然结局。
　　梁山好汉因为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而走在一起，他们也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内部组织原则，那么他们的抗争的结局是什么？或者说他们的出路又是什么呢？
　　墨侠的政治社会理想尽管公正美好，但很难付诸实施，在现实中并不可能实现。墨子思想被排挤至民间的本身，已经预示受其影响的绿林事业的悲剧结局。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系统内部儒道墨的互补性是这种悲剧结局的宏观上的文化根源。所以梁山好汉需要在现实中寻找出一条即能保存自身实力的又切实可行的一条道路。
　　而“接受招安”似乎是唯一的结局。
　　首先，当时的宋王朝面临了空前的危机，对外有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入侵，对内则有王庆、田虎、方腊的武装割据，可谓是内忧外患。长期的战争使生产得到严重破坏，期望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成为老百姓的心声。而以“替天行道”为政治纲领的梁山好汉，自然会把“出暴”“安良”维护老百姓利益为己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忠君爱民的儒家思想成为了新的“天意”（如前文所说）正如九天玄女的旨意所说：“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第四十一回），那么为实现“替天行道”的理想，接受招安，替朝廷扫除内忧外患，无疑成为最切实可行的道路。
　　其次，由于梁山社会成份是复杂，来自社会不同的阶层，（如前文所说）而作为自然生存需要的墨家思想解决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存和温饱问题时，那些更多地注意温饱后的秩序和名分问题的社会生存需要的儒家思想自然就会抬头。在梁山起义事业初期，人们主要面临的是被官府所逼活不下去的问题。所以“贼”的名分和“忠君”的意识暂被抛到脑后，去赴汤蹈火，拯救自己和天下。随着人们生存状态的好转，那些以前来不及顾及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而解决名分和忠君问题的最佳途径便是接受招安。宋江自然是这种思想最典型的代表，宋江本来就是被逼无奈才上了梁山，他既不满“遍地不公”的社会现实，同情老百姓的疾苦生活。然而在他的思想潜意识中却有着很明显的“忠君”思想，希望拥护一个开明的君主，他的斗争有很大意义是起“清君侧”的作用；其次作为一山之主的他，也考虑到梁山好汉的出路问题，正如在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饰演宋江的演员李雪健所说的：“宋江不是没本事的人，众望所归这四个字他担的得起，梁山好汉都是冲着宋江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走招安之路又能走什么路呢？”（见李雪健《走进宋江》一文）他希望梁山好汉能有一官半职，正如他对武松所说的“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历史上留个好名。”（第八十二回）；此外，作为小知识分子出身，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他，在人生观念上也很难摆脱传统的一些观念，如宋江时时不能忘却脸上金印的耻辱，认为这是“贼人”的象征，这也是他永远无法弥补的精神伤痕。所以宋江的接受招安的思想是坚定的，甚至愿意做出一切妥协，比如他擒获了高俅却又把他给放了，无疑是为了自己的招安的道路作铺垫，最后他不得不去讨好宋徽宗的外宠名妓李师师希望能通过“枕头边的关节”（第七十二回）来实现招安的理想。当实现招安理想的时，他更是庆幸“今日方成正果。”（第八十二回）。作为梁山的主要头领把招安作为自己绿林事业的最后归宿，而事实上梁山也存在一批反招安的势力，如阮式兄弟把御酒换成河水；李逵撕碎皇帝的诏书；吴用设计大闹东京破坏招安的活动等，然而，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力去寻找出一条比招安更切实可行的道路，“封妻荫子”的思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仍然具有诱惑性，所以他们的反招安活动是为了武力取得朝廷更优惠的招安的政策，或者仅仅是为了唤回绿林豪侠的自尊，是为了更有面子接受招安而已。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也接受了招安的思想，并没有在招安问题上，因为意见分歧而产生分裂。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5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有生存和温饱危机的下层民众更容易接受墨家思想；而生活优裕的贵族则更注意秩序和名分的稳定。但这二者又并非井水不犯河水，随着人们地位和境遇的变化，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也就会不断地游移在二者之间。事实上梁山好汉所追求的墨家的“大同”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绿林事业的成功最多就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的王朝，正如李逵所言“哥哥做了大宋皇帝，我们都做了将军。”（第七十五回）。梁山起义事业是如此，中国历史上许多绿林事业除了被统治者镇压以外他们的归宿和结局也大抵也是如此。
　　二：绿林文化的人格崇拜。
　　上文谈了许多的是绿林文化的政治上的一些表现特征，而事实上作为绿林英雄的梁山好汉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论修养，去形而上地总结自己绿林文化的哲学基础以及其行为特征的。他更丰富、更复杂的内涵是具体形而下地表现为绿林文化的人格崇拜。那种以“义”为核心的“好汉”人格崇拜，其实就是将绿林豪杰凝聚起来的重要因素。梁山及江湖人士无不以“好汉”作为人格衡量的标准，所以个个争做好汉，人人要结识好汉，惟恐别人笑自己不是好汉。
　　“义”的内涵非常复杂，首先，它指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否适宜。其次，它还与人们对待利益的态度有关；再次，义还被内化为强调道德责任的伦理准则，在朝则忠孝节义，在野则忠诚信义。各阶层均以自己的文化根基和伦理判断为准绳，或认同等级，或认同血缘，使“义”呈现出同中有异的文化内涵。在长期的流传和改作中，《水浒传》主要接受了市民和小生产者的道德人格观念，同时也受到正统文化观念的浸染，形成以俗文化为核心，以雅文化为氛围的多极“义”的人格观念。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正如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歌“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歌词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似乎成为绿林英雄的共同性格特征。这种从先秦游侠、墨侠至后代绿林好汉最稳定和最基本的人格精神和人格观念，其实也是“替天行道”旗帜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抱打不平是梁山好汉的共同人格追求。尽管他们个人的出身、禀性、喜好不尽相同，但在这一点上却惊人地一致。鲁达听了金翠莲的悲惨遭遇骂到：“呸！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臢泼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第二回）鲁达最后三拳打死镇关西，才不得不出家为僧；宋江也是为了义气私放晁天王，后被外室阎婆惜发现，并以此为要挟，宋江不得已才杀人灭口，走上充军的道路的；至于其他李逵大闹江州城、石秀跳楼劫法场、武松醉打蒋门神等个人行为都是如此。除此之外梁山好汉前期的几个大规模行动，都集中表现了聚义群体的抱打不平精神。如江州劫法场是为了营救宋江和戴宗，三打祝家庄是为了帮杨雄和石秀救出时迁，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打大名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等。它表现了的是绿林英雄的道德内涵，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之美，同时它是绿林人格崇拜最重要的外在特征之一。
　　“仗义疏财。”
　　如果说抱打不平是对被损害者生存安全的援助的话，那么“仗义疏财”则是对他们物质经济上的援助。对财物的淡薄思想成为绿林好汉共同的追求的道德境界，这种思想与儒家的“仁者爱人”不无相似，儒家的仁爱观虽然是为维护贵族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在潜意识里它已经外化为社会的道德准则，同时它也同墨侠乃至绿林人的仗义疏财实现同类人同舟共济的思想有关。它不仅是绿林人格的象征，也是绿林集团得以成立的重要内聚力。因为绿林所代表的，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下层民众利益，这些人大多经济上入不敷出，又经常受到剥削。绿林好汉的资助，不仅解决了他们的温饱和生存问题，更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光明和希望；他们不仅为绿林人的义气所感动，而且也十分乐意过上这种生活。他们逐渐感到，并追求着“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第十五回）的生活理想，因而不断有更多的人投身到绿林事业中来，使得绿林事业逐渐壮大发展。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6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在仗义疏财方面，要以宋江和柴进为代表。在梁山起义军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人要么得过宋江的资助，要么听说过他“及时雨”的英名，所以听说要随他起义，莫不情绪激昂，死心塌地。如宋江一见到李逵就慷慨送银子给他做赌资，又以酒肉殷勤相待，所以李逵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宋哥哥相待，他江州劫法场救了宋江性命，上梁山后时时跟随宋江左右，最后宋江误饮毒酒，怕李逵造反，把毒酒也送他喝了，李逵不但不责怪，反而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第一百二十回）以自己的性命来报答宋江的恩情，以无尽的无奈与诚笃来表达对义气的看重，可见仗义疏财的人格魅力所在。在如柴进，他出生贵族，是大周世宗的后代，宋太祖曾赐他家“丹书铁卷”，然而在那个“遍地不公”的社会环境，这个贵族的虚名其实也是名存实亡，所以他喜结交绿林好汉，他帮助过不少梁山好汉，如林冲、武松、宋江等，成为了梁山的最可靠的朋友。试想如果没有柴进平日以挥金如土的风格接纳江湖好汉的积累，就不会有高唐州梁山好汉全体下山对他的营救。从此不难看出仗义疏财的人格精神对外扩大组织，对内保护自己的实际作用。
　　慷慨解囊，以财养士其实从先秦时就有先例，如燕太子丹厚待樊于期，荆珂；孟尝君好养家客；信陵君厚待朱亥、侯嬴；吴王阖闾厚待专诸。荆珂、专诸之所以会最后以死相报，可见“仗义疏财”在绿林文化的雏形期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格崇拜特征。
　　“勇武阳刚”之气。
　　从人格美感上来说，侠士至绿林草莽更崇尚一种勇武豪壮的阳刚之气。这一点墨子虽然未加总结，但从墨侠所从事的事业及侠士们的勇武事迹中，已可见侠士这种人格精神形成之早，延续之久。先秦时期荆轲、聂政、要离、专诸等人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勇武气概，都作为一种文化因子被后代的绿林好汉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便是一群这样的血性男儿。他们勇敢，尚武，理性甚至粗野。在他们看来，是好汉，就得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气和气概。所以他们勇武无比，豪气凌云，丝毫没有脂粉气、绮靡气，而独具雄伟、劲烈的阳刚之气。鲁智深的怒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李逵的江州劫法场、沂岭杀四虎、大闹忠义堂；武松的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都是这种阳刚之气的表现。并且英雄之间也相互欣赏这种勇猛尚武之气，如林冲就是因为看见鲁智深舞得一手好禅杖，才情不自禁道出一个“好”字；杨志和索超的比武更是英雄之间的强硬对话；谁武艺高就佩服谁，所谓英雄惜英雄。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很强烈的阳刚之美，此外这种阳刚之气还表现为理性战胜感性，这里以燕青最为典型，燕青生得风流倜傥而且聪明伶俐、武艺高强“卢员外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却了这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著阮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不止一身好花绣，更兼吹得弹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得诸路乡谈，省得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得，拿著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虫蚁。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第六十回），因为他善解风情，聪明伶俐宋江派遣他去私见李师师，为招安大事奔走，本来才郎多情，佳人有意，燕青和李师师本来很有可能演变成才子风流的爱情故事，但是燕青始终以招安大事为己任，并没有为儿女风情所倾倒，作者显然是赞许燕青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表现出男子阳刚的坚定理性的意志。然而这种阳刚之气有时甚至是野蛮的，如李逵开口闭口就是粗话“鸟人，鸟语。”，更有甚者抡起两把大斧，不论是官兵还是百姓，不问青红皂白一路砍去，根本就无视个体生命，以杀人作为这种阳刚之气的体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绿林阳刚之气的野蛮和残忍。但是无论是英勇尚武、坚定理性还是野蛮残忍，人们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在绿林社会中所崇尚的男性崇拜之风。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7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所以有人说水浒是男人的文学，表现出的是男人的美学。
　　排斥女性的色彩。
　　由于这种对男人阳刚之气的人格崇拜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早期的绿林豪侠小说具有明显的排斥女性的色彩。水浒中的女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梁山好汉共患难的好女人，如孙二娘、顾大嫂和扈三娘。这类女人作风正派，却不乱搞男女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男子气概，具有铁石心肠，忠义烈胆，能杀能打。但是这类女人虽然武艺高强，但是必须服从男人的领导。孙二娘和顾大嫂，对外心狠手辣，但是对丈夫却言听计从，在家是贤内助；就连色艺双全的扈三娘，也千万不能让她彻底战胜男人，再把她打发给一个她根本看不上的矮脚虎王英为妻，最后改以辅佐夫婿为己任，不同生便同死。（见张抗抗所著《梁山好汉和女人》一文。）而另一类是造就成梁山好汉的坏女人，坏女人之坏首先表现为不守妇道，三不从四不德，大搞婚外恋，最后诬陷、敲诈、杀夫再被“正义”所杀。无论是潘金莲、阎婆惜还是潘巧云，三个女人的心思、行为及下场几乎是同出一辙，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十分模式化、类型化。就连卢俊义遇上飞来的横祸，原先的贤妻也连人带物，说背叛就背叛。女人始终是梁山的心病，女人在英雄眼里是祸水，许多的女人的“坏”，甚至是许多好汉逼上梁山的原因。梁山好汉无论是上山前还是上山后，都以不近女色为荣，这里最典型的自然是武松和石秀，面对女色诱惑，他们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和理性的伦理道德，他们视女人为草芥，虽然现代许多作家用弗洛伊德性压抑的潜意识来重新来诠释他们的行为（如施蛰存，李碧华等），但是他们的解释和《水浒传》原著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只是现代人眼中的绿林好汉而已。
　　《水浒传》的作者在对待女性问题上甚至还表现出极端甚至残忍的情结。如杨雄大闹翠屏山那一节，就有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得。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里里了。（第四十五回）这种血淋淋的描写是残酷甚至是变态的，用毁坏来表达绿林好汉的对女性的憎恨，似乎能得到一种变态的快感。
　　其实这种以同性化为基础的男性结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翻版和通俗化。绿林豪侠精神的内动力不是男女情欲的生命活力，而是生命中强悍精神的张扬。所以他们的抱打不平的仗义疏财多属泛性化的“兼爱”，它的目的或功利所在不外是“出气”和“扫尽不平”，是好汉精神的实现，而不像同时期的西方绿林文学《罗宾汉歌谣》中罗宾汉（Robin Hood）那样侠胆柔情，更不同于骑士文学那样是以取悦于女人为主要的手段。这也反应中西方绿林文化的不同。如同封建社会内部儒、道、墨的互补性一样，绿林武侠小说缺少男女爱情故事的遗憾，在体现儒家礼教精神的“才子佳子”小说那里得到了极度的补偿。所以有人把言情小说视为儒家模式，把神魔小说视为佛道模式，把英雄豪侠小说视为墨家模式。
　　在以上几个方面中，抱打不平和仗义疏财是好汉人格的外在之形，而勇武豪爽的阳刚之气以及排斥女性的色彩的是好汉人格的内在之神。神为形显，形为神立，双方依存咬合，构成以“义”为中心的好汉人格崇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