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家庄的悲哀在于，他们作为纳税人，按律法规定交纳了钱粮，供养着一大批朝廷力量，却连起码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这种公共服务的缺失和公共权力的渎职，既是大宋帝国处于灰社会状态的信号，也是国家统治秩序崩溃的前兆。
石秀、杨雄犯了人命案，走投无路打算到梁山落草，半道上时迁也要跟着凑份子。三人路过祝家庄，因为肚子饿了，就找了家客店准备喝一盅。时迁嘴馋，又小偷小摸惯了，就顺手弄了一只鸡。没想到这只鸡不仅引出了战争，还引出大宋帝国的很多问题来。
按理来说，这只鸡吃了也就吃了，赔点银子也就算了，可是店小二是“宰相门前六品官”，仗着祝家庄的势力，骄横得不得了，给钱不要，硬要把石秀三个人当做梁山贼寇给拿了。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石秀、杨雄跑掉了，偷鸡的时迁，则被祝家庄当小鸡一样给抓了。
其实，梁山与祝家庄并无过节。晁盖、宋江等人在梁山立足不久，还没有向祝家庄收取保护费的意思。店小二开口梁山贼人、闭嘴梁山草寇，显然是祝家庄平常宣传得多了，全庄上下舆论一致，把梁山当成了假想敌。一有风吹草动，便草木皆兵。
祝家庄与李家庄、扈家庄毗邻而居，互成掎角之势。祝家庄有五七百家佃户，估计其他两家也不少。也就是说，祝太公、扈太公、李应是当地的大地主。地主最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所以便豢养家丁，培养自己的势力。三家拥有一两万人的民兵力量，属于当地的地主武装。
不仅如此，三个庄基本上是全民皆兵，连客店里都堆满了兵器。庄里庄外机关重重，三个庄还订了协议，危急时刻一致安内攘外。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备梁山草寇来抢掠财物。卧榻之侧有如此强大的绿林力量，任何人都无法酣睡。
祝家庄的悲哀在于，他们作为纳税人，按律法规定交纳了钱粮，供养着一大批朝廷力量，却连起码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当生存受到威胁时，祝家庄不得不另外出资，招兵买马，训练武装部队，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御梁山的劫掠。也就是说，祝家庄支付了费用，朝廷却没有遵照自身的职责，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的缺失和公共权力的渎职，既是大宋帝国处于灰社会状态的信号，也是国家统治秩序崩溃的前兆。
在西方宪政制度下，公民纳税具有个人委托国家代为完成自己所必须而又无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性质，也就是
说，纳税人是在为自己纳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纳税人就没有这么幸运。自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的制度，一直到清朝末年，皇权专制始终是政治的唯一核心。
中国历史上，赋税被称为“皇粮国税”，纳税人被称为“小民”、“刁民”，统治者一味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完全忽略了纳税人的权利。让交多少就交多少者，被称为“顺民”，予以口头表扬；稍有异议者，被称为“刁民”，则威胁强迫；流离失所者，被称为“流民”，救济措施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稍有反抗者，被称为“暴徒”，坚决血腥镇压。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义务和权利不对称的赋税制度，严重侵犯了农民利益，破坏了社会生产，成为导致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甚至引发周期性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的基本因素。
抛开祝家庄的悲哀不论，祝家庄与梁山的冲突原本可以推迟或避免，问题在于他们的宣传教育政策有问题，三个庄一致向村民灌输“防火、防盗、防梁山”的安全知识，把梁山当成了时刻有可能进犯的头号敌人，战争的弦绷得很紧。加上祝家三子、扈三娘、李应骁勇善战，三个庄武装力量十分强大，又大大低估了梁山的力量。于是小小的偷鸡事件，变成了梁山三打祝家庄的导火索。
对于祝家庄的挑衅，宋江是主战派。在梁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摆出了四条令人信服的理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核心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山寨人马众多，打下祝家庄，可以得到三到五年的给养。梁山本来没有马上想到去打祝家庄，而今偷鸡事件使得可以“趁势去拿那厮”，一下子促成了梁山的战略出击。
这是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仗，政绩能不能树立起来，关系着他今后的政治地位和声威口碑，所以梁山派出了2/3的主力攻打祝家庄。从对阵的情况看，祝家庄与梁山是棋逢对手。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不知祝家庄是出于自信还是对官府的不信任，梁山几乎倾巢来取，竟然不去报官。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官府是出于坐收渔利还是不愿花费军饷，面对两大军事力量的对决，竟然毫无动静。
不难设想，如果官府及时决策出兵两路，一路协助祝家庄民团，对宋江部形成夹击之势；一路兵进梁山，偷袭晁盖的大本营，梁山将覆灭于此役。可是，官府错过了这个歼灭巨患的绝好机会。官府方面的毫无动静，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公共服务的缺失，还进一步证明了官府的不作为和无能为。
由于战前李应与祝彪交恶，李家庄在此次战争中采取了中立。但联盟出现裂缝后的祝家庄依然是块硬骨头。第一次攻打祝家庄，由于地形复杂，到处是盘陀路，宋江部轻易冒进，被祝家庄迷局困得走投无路，如果不是石秀及时提供了侦察信息，宋江很可能有灭顶之灾。即使如此，宋江仍然损兵折将，杨林和黄信被活捉。
第二次攻打祝家庄，宋江试图说服李应帮助梁山，但被他以有伤在身为名拒绝。李应采取的这种中立姿态，为宋江消除了一大隐患。此次出兵，宋江依然没有讨到便宜，宋江本人差点被捉，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活捉了秦明、邓飞，打伤了鸥鹏，扈三娘活捉了王英。如果不是后来林冲捉住了扈三娘，宋江不但毫无脸面可言，而且攻打祝家庄的计划也有可能搁浅。
由于扈三娘被捉，导致了独龙冈三庄联盟的彻底终结。任何失败，往往首先从内部的分裂开始。战前，由于祝家庄处置不当，李家庄已经保持中立，并有暗助梁山之势。此次扈三娘失陷，迫使扈家庄暗中与梁山谈判，并采取了中立策略。即使是这样，面对祝家庄这个刺猬，宋江仍然无法下口。到目前为止，祝家庄依然保持着全胜，双方对阵情况是20。
纵观招安前对官府的战争史，梁山就没有吃过败仗。晁盖劫了生辰纲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地方武装，出兵围剿梁山，被杀得大败。梁山杀了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后，高俅从各地调精兵强将，大兴三路雄兵，并让呼延灼摆下了连环马，依然被破。不得已，童贯与高俅亲自出马，先后领兵围攻梁山，也最终失败。其中，高俅率十路节度使，领十万精兵进攻梁山，居然被活捉。
此外，梁山破江州、大名府、青州、高唐州等地，无论面对正规中央王牌军还是地方杂牌军，都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可是面对祝家庄以及后来的曾头市，梁山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每次都是损兵折将，直至后来当朝廷的枪头去打方腊，几乎全军覆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官兵不如民兵，民兵不如草寇”这样一个奇怪的逻辑呢？
原因在于宋朝的军事制度。宋朝是由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位而建，所以皇帝对握有兵权的将领十分忌惮，害怕他们依葫芦画瓢，所以采取了抑制兵权的政策。宋朝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兵权由几个机构分管，各部门权力分散，权力集中于皇帝。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充兵员。
宋朝统治者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很得意，说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潜在反抗者变为镇压者，可谓一举两得。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这种做法被称为“强干弱枝”，也是宋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另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
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但对作战十分不利。尽管宋神宗即位知其病，废除了这种办法，但遗弊却无法消除。所以无论童贯、高俅还是关胜、呼延灼，都是临时拼凑来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军队，不加养练，就去攻打梁山。而宋代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禁军轻易不动，厢军均是老弱，兵士地位甚为低下，类似“听差”，基本没有战斗力可言。以这样的军队对付梁山，效果可想而知。
在祝家庄与梁山的攻守战中，祝家庄表现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其所训练的民兵，作战目标清晰，作战方式灵活，作风勇敢顽强，连续两次打退宋江的进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官府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地方势力出于自保，集资招募兵勇，由于采取了灵活的练兵方式和激励措施，训练出了高素质的作战队伍。
就在宋江骑虎难下之际，事情出现了转机。“官府”终于出手了，而且一出手，立即分出了胜负。孙新和顾大嫂等人为了营救解珍、解宝兄弟，把其兄——登州兵马提辖孙立拖下了水。曾经领取官府俸禄的孙立，为了送给梁山一份见面礼，居然利用自己与祝家庄教师栾廷玉的同学身份，打入祝家庄，玩了一出无间道，与倾巢出动来帮助宋江的吴用一起，破了久攻难下的祝家庄。这样，孤立无援的地主武装，被彻底消灭。官府不仅没有收到两虎俱伤的渔利，也彻底丧失了消灭梁山的最好机会。
历史上，由于专制制度的腐败，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加上朝廷治理军队乏术，在很多时候官兵的战斗力不如民兵。南宋末年，地方民兵在北方四处出击，延迟了金兵的南下；明朝末年，湖北民兵伏杀了李自成，给义军以致命的打击；清朝末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民兵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促成了清朝的短暂中兴。
其实，祝家庄的悲哀也是朝廷的悲哀。纳税人一面交税养着尸位素餐的朝廷力量，一面不得不另掏腰包进行自我保护，为了同一件商品，要支付两次费用，而且换来的还是假货，真不知道朝廷的公共权力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