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
　　夫君则犹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此难为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
　　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于宋朝之斧锧。彼一百八人而为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苜八人，即得逃于及身之诛僇，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劓刖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
　　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抵啎，是非乖错，至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
　　是故由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梼杌是也。备书其外之权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呜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