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上的财务制度，王伦当政时姑且不论。自晁盖主政以来，梁山泊上的财政情况大概如此：
　　收入方面：梁山上也有些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发展的生产收入。书中写道：“自酿的好酒，水泊里出的新鲜莲，藕并鲜鱼，山南树上自有时新的桃，杏，梅，李，枇杷，山枣，柿，栗，之类，自养的鸡，猪，鹅，鸭，等品物，不必细说……”但这些估计在梁山财务收入中占的比例微乎其微。更多的还是打家劫舍，劫掠过往的客商。且看书中二十二回：“小喽罗道：‘朱头领探听得一起客商，有数十人结联一处，今晚必从旱路经过，特来报知。’晁盖道：‘正没金帛使用。谁领人去走一遭？’……晁盖与吴用，公孙胜，林冲饮酒至天明，只见小喽罗报道：‘亏得朱头领！得了二十馀辆车子金银财帛并四五十匹驴骡头口！’晁盖又问道：‘不曾杀人么？ 小喽罗答道：‘那许多客人见我们来得头势猛了，都撇下车子，头口，行李，逃命去了；并不曾伤害他一个。’晁盖见说大喜：‘我等自今以后，不可伤害於人。’”由上可见梁山主要收入还是这个。不过晁盖算是比王伦等“仁义”了一步，就是只劫财不夺命了。听说没有死一个人，就大喜赞许。从此梁山上算是向忠义之行迈出了一步。 到了宋江上山后，梁山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已不屑于将这等拦路抢掠收买路钱类的草冠行为做为“主营业务”。于是就各处攻城拔寨，冲州撞府，将广有钱粮的一些州城府县和富强地主的大庄园如祝家庄等抢掠一空，单单在祝家庄，梁山众人就抢了粮米五千万石。虽然宋江施了些小恩小惠，给祝家庄的人每人分了一石米，但就算祝家庄还剩有五千人，也只万分之一的利润分红，可谓九牛一毛，比之证券市场的佣金也要少。这是梁山后来的主要收入。
　　及得宋江正式成为梁山的第二代领导后，策略方针又有了改进：“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话说。”梁山已经完全不再像一般草贼劫道行凶，而是专门劫富济贫（更多是济自己吧）。
　　再看梁山的财务支出方面：“晁盖等众头领都上山寨聚义厅上，簸箕掌，栲栳圈，坐定；叫小喽罗扛抬过许多财物，在厅上一包包打开，将彩帛衣服堆在一边，行货等物堆在一边，金银宝贝堆在正面；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一样取一半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做两分，厅上十一位头领均分一份，山上山下众人均分一份……”虽然头领和喽罗间不均分，但也算是相对的平均主义。梁山的利润分配也算不少，如果把梁山看做一个公司，利润50%都用于分红了。梁山的财务制度应该是十分简单粗糙的，就算后来让神算子蒋敬当了总会计师后，也没有多大的改观。类似众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风格。却不似现在的许多鸟公司，帐目上什么四项计提、公积金、公益金等名目繁多，只会唬人，其实全是假帐。
　　梁山上的住房问题，也是可以及时解决。休听什么王伦的“粮少房稀”的言语，梁山泊地域广阔，又不用出钱买地，更不用行政审批，这税那税，开发商盘剥，盖起房屋来甚是容易。因此但有头领上山，就算带了老婆、孩子、丫环、嬷嬷一大帮人，也是马上就“山前山后各拔定房屋居住”。
　　梁山上后来也重视对外贸易，像段景住、侯健等被专门派到“北地”买马。所谓“北地”就是金国辽国等地，北方草原上好马众多，梁山军强马壮，也和此举有关。不然段景住只是一马贩子，如何也做了个头领。
　　不过梁山经济是一种抢掠式的经济，拿现在的话来说好像军国主义一般，不是靠自己的生产发展的，而是靠对外掠夺。分配也算是大锅饭式的。但梁山好汉们的思想道德水平说来却也颇高，倒也没有见那个头领因为这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就偷懒怕事，临阵畏缩的。看来当时拜金主义之风不如现在。
　　当然，反过来说，梁山之上钱财的魔力也极有限，有点类似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情景。在梁山上，酒食管饱、房屋也是福利化分配，布帛衣裳也不会缺，病了让安道全瞧病下药恐怕也不会担心付不起医药费，要了太多的钱也没消费的地方。因此钱财纠纷在书中固然没有写，实际中也可能此矛盾并不突出。
　　但这经济方式却不是别处随便可仿效的，它有三个条件：一是物质产品丰富，梁山上人少地多，钱粮布帛是抢掠而来，无本万利，利润丰富，寻常难比。二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封闭，也是当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所致。三是它是个特殊团体，为共同的生存目的走在一起，有比较强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