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父亲的朋友
作者：于 坚
马叔叔，我父亲叫他老马，我也叫他老马。有那么几年，他每个星期日都牵着他的儿子马白到我们家来，和父亲下象棋。马叔叔皮肤白，胡子多；我父亲皮肤黄一些，戴着眼镜，他们棋逢对手，一盘棋往往要下好几个钟头。很安静的下午，他们一语不发，只听见棋子敲响桌面的声音。马白，偎在他父亲的膝头，他父亲吃一个棋子，他就拿过来，装在衣袋里。他像一只不可侵犯的波斯猫，拒绝和我做任何游戏。到吃饭的时间，马叔叔就起身告辞，他从来不在我们家吃饭，他是穆斯林。若干年后，老马突然得病死了。父亲去看他，回来告诉我们：“老马死掉了，吐血。”此后，父亲的那副象棋就收在箱子里。那是一副极好的象棋，上面刻的字，是瘦金体。
另一位和父亲关系密切的人，是木伯伯。木伯伯是父亲的同乡，没有结婚。他胃不好，他来我们家，母亲常常煮一碗面条给他吃。木伯伯讲话，总是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声音小而沙哑，他常常贴着我父亲的耳朵，像电影上地下工作者在密谋什么行动，不时望望窗帘侧着耳朵听听。他一到来，我就得躲到隔壁的房间里去，我总觉得有什么要发生了，可是什么也没发生。木伯伯后来调回四川去了。他偶尔来一封信，都是三句话：身体好吗？近来很忙。给我带几条烟之类。
金叔叔，比父亲年纪小，白胖。60年代，他常常带着他的妻子到我们家来玩。他每次总是给我一大把糖，笑眯眯地说：“这小孩，生得多么白呀！多么白呀！”他们夫妇俩，最爱赞美我母亲，说她如何贤惠。他们响亮地笑着，嚼着，然后又响亮地走掉。“文革”开始，金叔叔夫妇，亲自捆绑我的父亲，并且穿着皮鞋，在他的腰上猛踢。踢得相当准确。有一天，他又到我们家来了，站着，他要我和母亲，揭发父亲的问题。他说：“某某某有什么动态，要随时报告，不要辜负组织的希望。”他走掉的时候，仍然是那么响亮。
父亲五十岁以后，就没有什么朋友了。一个也没有。偶尔有人来我们家，都是来找他汇报工作。从前的三个朋友，都是父亲的同事，金叔叔是父亲的下级。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三个一起来过我们家，他们总是单独来，从来不碰在一起。那种高朋满座，大吃大喝的事情，我们家从来没有发生过。有的结了婚，到了40岁上下，就很少和朋友往来了。甚至有人认为倘若你到了这种时候，还猪朋狗友不断，那就是“老不正经”了；严重的，甚至会闹得夫妻反目。我父亲是严肃的人和规矩的人，他现在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看各种报纸，浇浇花，不与任何人来往。
——选自《示范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