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鲁迅小说与外国文学
作者：石在中
鲁迅最早接触到的外国文学是林纾对英、美、法等国文学作品的译述本，如《福尔摩斯侦探案》《长生术》《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到日本留学后，更多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进入鲁迅的视野。这期间，鲁迅抱着“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目的，还翻译了一些欧美的科幻小说，欧洲拜伦、雪莱、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等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更是引起了鲁迅极大的注意，而拜伦“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的思想感情也贯穿在鲁迅后来的小说创作中。一九○九年，鲁迅、周作人兄弟编辑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其中鲁迅亲笔翻译了俄国作家的三篇小说：安特莱夫的《漫》《默》和迦尔洵的《四日》，从这时起，鲁迅的文学艺术兴趣开始集中在俄国及东、北欧弱小民族的作家作品上。
比较鲁迅的小说及鲁迅所接触、研究的外国文学作品，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无外乎两个方面：思想内容的和形式技巧的。从思想内容看，我们都知道，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即“取法”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两者都以“狂人”作主人公，主要内容都是狂人的经历、见闻、心理，最后都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果戈理是鲁迅“最爱着”的作家之一，其“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更为鲁迅所欣赏。本着“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和“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创作动机，鲁迅刚开始创作的时候，便从以暴露、批判为特点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得到启发和借鉴，借狂人之口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药》的取材及主题则得力于《齿痛》和《工人和白手党》。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齿痛》，描写耶稣在各各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各各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正患齿痛，当小孩子们几次跑来，用急促的声音讲耶稣的事时，他发怒顿脚，“因为他们用这样的小事来烦扰他”。他和老栓小栓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病比起革命者的冤死来要重要的多。屠格涅夫散文诗《工人和白手党》写了一个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奋斗最终被绞死的人，因长时间带刑具，手没有血色。正象绍兴的人们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一样，工人们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为的是得到一截绞绳来治病。革命者为了群众而牺牲了，而愚昧的群众却还享用这牺牲。此外，拜伦之于鲁迅小说中反抗强暴的个人英雄主义，陀斯妥耶夫斯基之于鲁迅小说“精神胜利”的典型，菊池宽之于鲁迅小说中为父报仇的题材……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再从形式、技巧看，茅盾当年读《呐喊》时就说过“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急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的确，比照中国传统小说，鲁迅小说创作形式是新颖、独特的，如有日记体（《狂人日记》），有持续的独白（《头发的故事》），有象征结构（《药》），有自传式叙述（《故乡》），有完全没有情节的电影式的群众画像（《示众》）……而在一些具体方法、技巧上鲁迅小说也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小说。比如叙述技巧，鲁迅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使用并自觉地发展小说叙述者的复杂艺术的小说家。如《孔乙己》中的叙述者不是孔乙己，不是掌柜、酒客，而是酒店的一个“小伙计”，这在作者是大有深意的。它形成了小说中多重的“看/被看”的结构形式，先是孔乙己与掌柜、酒客之间（小说人物）的“看/被看”，再是“叙述者”（小伙计）与“小说人物”（孔乙己、掌拒、酒客）之间的“看/被看”，最后又因小伙计情感态度的变化等又有了“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看/被看”，如此复杂的关系就很好地展示了“苦人”命运的悲惨及“看客”的麻木和凉薄。再如复杂、详细的心理描写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是排斥而缺失的，而在鲁迅的小说中则有许多大段、复杂的精彩心理描写，如《白光》中陈士成的变态心理、幻觉，《孤独者》《在酒楼上》中人物自我辩白的矛盾心理的描写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鲁迅学习、借鉴外国文学典范的结果。
鲁迅为反抗现实，振醒国民而“别求新声于异邦”，但他的“取法”是建立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个人的深切体验的基础之上的。他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忧愤”更为深广，主题更为深刻。他小说的“新形式”也是把外国文学典范和中国文学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有启发也有探索，既有借鉴也有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