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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意味
作者：陈美兰
《围城》的作者钱钟书（1910-1999）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1935-1938年间曾在英国留学深造。《围城》是他回国后于1947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
《围城》的主要内容是写一位留学生方鸿渐1937年回国后的经历和遭遇。小说采用了英国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式，沿着主人公的“浪迹”来展开故事，描写他所体味的种种人情世态。小说一开始写方鸿渐带着“假文凭”乘邮船回国返乡以显示其虚妄的“荣耀”；接着写方鸿渐在现代都市上海与几个知识分子朋友的情场角逐，写他们由于难以打破心理隔阂，错过人生机遇而陷进精神的困境；在小说的第5章以后，则是写方鸿渐到湖南三闾大学任教，面对人际间复杂派系之间的勾心斗角，孤独无援，难以立足，这是他人生的又一次碰壁。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挫折和失败后，方鸿渐企图寄望于婚姻家庭能给予他一块安身之地，然而，妻子及其家人的自私和算计，终使“安乐窝”的梦想也破碎。《围城》的最突出成就，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是对它精神内涵的理解。有些读者以为，“围城”这一意念，主要是影射婚姻问题的，没结婚的人都想结婚，而结了婚的人则想逃离婚姻。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偏狭的，因为造成主人公自我失落的不仅仅是婚姻的苦恼，而是对于整个生存的苦恼。所以，当方鸿渐和一群朋友一起在走向三闾大学的路上，他心中发出这样苦涩的人生感慨：“今天到学校了，不知是什么样子。反正自己不存奢望。适才火铺屋后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都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这里，可以说是更准确地体现了“围城”这一意念的真正涵义，人的生存环境，既无进口，也无出口，它使人迷惘、失落、绝望，这也正是现代人的一种精神苦恼。《围城》这部小说正是从对生活具体描写的层次，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哲学层次，带有丰富的现代哲学意蕴。这是我们在阅读《围城》时应领会的重要特点。在中国近一、二十年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这种追求已逐渐地普遍，而当时《围城》的创造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其次在小说的艺术追求上，《围城》也有它突出的成就，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讽刺艺术。这部小说的语言本身，就充满讥讽色彩，这是一种机智、俏皮的讽刺语言，它得益于作家广博的知识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幽默聪睿的性格。还应看到，《围城》的讽刺艺术不只是那种简单的修辞技巧，它是把一种修辞手法直接与其哲学意蕴联系起来，这突出表现在它的反讽和悖论的运用上。
所谓“反讽”，用更通俗的话来表达就是“佯装”，即一个角色在他的“妄自尊大”的对手面前佯装作“愚蠢”、“无知”，但最后他说的“傻话”却被证明是真理，从而使他的自以为高明的对手大出洋相。反讽在后来的西方艺术中发展得越来越丰富，出现了“结构反讽”、“词语反讽”、“命运反讽”、等等。在《围城》的创作中钱钟书则有意识地使用了一种有着浓厚哲学意味的“时间反讽”手法，也就是让“时间”来充当“佯装无知者”，以此造成对整体人生的反讽观照。比如，在小说的最后，方鸿渐与孙柔嘉的婚姻终于破裂了，柔嘉出走，家里一片破败和凄清。这时，在他身旁的那只“每点钟走慢七分”的祖传老时钟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它在方鸿渐身边当当地打了六下，它的“六点钟”，其实应该是五个钟头以前，那时候，鸿渐在回家的路上走，还蓄心要待柔嘉好，劝她别弄得夫妇不欢；同在那时候，柔嘉在家里等鸿渐回来吃晚饭，希望他会跟姑母和好。五个钟头前双方的“愿望”在五个钟头后的“存在”面前，都变成了虚假和不可复返，变成了“虚无”。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对人生所表达的讽刺和怅惘，真是“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种更高意义上的反讽，不仅是指向这个或那个具体的存在，而是指向人生经验的整体。
悖论，也是一种讽刺的语言技巧，通过语义的矛盾状态“把不协调的东西紧密连接在一起”，以达到对事物某种内在本质的精确揭示。《围城》中的悖论修辞运用有许多精彩之处，如“围城”这一语象就充满悖论性，作品中悖论的运用还体现在许多方面，如，故事的结构以留学荣归开始，以一事无成结束，形成了命运的悖论；又如，喜剧的文风与悲剧的内容，形成了艺术风格上的悖论，等等。总之，《围城》的讽刺艺术对体现作品的哲学意蕴起到了深化的功能，作品内容与形式所显示的鲜明特征以及它们的高度协调性，使《围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一部在精神内涵和艺术风格上都独树一帜的小说。
陈美兰，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