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小说的电影化

作者：王先霈

　　1949年的某一天，法国一个毕业于农艺学院、正在一家人工授精研究中心工作的27岁的年轻人，随意拿起办公室里一张荷兰公牛系谱示意图，走笔在背面写起一篇小说，题目叫做《弑君者》。就这样，他在不经意间促成着一次小说艺术的革命，他的名字叫做阿兰·罗伯-格里耶。罗伯-格里耶与他的同道一起，开创了一个文学流派——新小说派。新小说派是小说艺术的“弑君者”，他们认为，巴尔扎克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写法已经僵化，已经衰亡，他们不赞成小说以人物为中心，乃至于不赞成文学以人为中心。小说不着力刻画人物，写些什么呢？写物，以物为中心；就是写人，也把人当作物来细描。他们的小说，尽力排除人为的因素，排除作家主观的因素，表现对象的“自然的状态”。他们的作品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其中的人物常常没有姓名，没有明确的身份。这样的小说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必定是缺乏吸引力的。罗伯-格里耶曾经说过：我是当今世界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可是读我的作品的人却是最少的。虽然如此，新小说派对当代世界文学的影响力却不可忽视。1985年，新小说派的重要代表人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4年，年逾八十的罗伯-格里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在此之前，法国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萨特1948年提出“反小说”一词，人们普遍把新小说归为反小说。其实，反小说，“反”的并不是小说的整体，不是所有的小说，而是反对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逐渐形成的小说主流的艺术模式。如果我们承认，小说不必都是同一种范式、风格，而可以是各色各样的，那么，新小说也有它存在的权利，并且给小说创作增添了新的手段。罗伯·格里耶既写小说，也拍电影，他写过许多电影小说，其中《去年在马里安巴》拍成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他自己1963年独立摄制的影片《不朽的女人》，也获得电影奖。所以，他之擅长把小说电影化，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看他在中篇《嫉妒》里对窗户上雨水的描写，其逼真程度，使人不由地联想到几乎与新小说派同时的美国绘画里的“超级现实主义”，像高精度照相机那样精细地再现物象，不但可见，还似乎可听、可嗅、可尝、可触；同时，冷冰冰地不带情绪色彩。而他的短篇《海滩》，没有哪怕是很简单的故事，只有三个孩子在海滩上行走，他们的旁边，有一群海鸟时起时落，孩子们行走的时候，听见了远处的钟声。相比之下，却能给读者温馨的美感：
　　在他们前面，沙子全都没有被践踏过，黄黄的，平滑的，从崖壁直到大海。孩子们笔直地行进着，丝毫没有偏移，保持一定速度，平静地，并且手挽着手。在他们后面，稍稍有点潮湿的沙子上，印上了三行他们的光脚留下的印迹，三行脚印整齐连续，彼此相似，间隔相等，清晰地凹入沙子，毫无模糊的印影。
　　这几乎就是分镜头剧本，可以直接交给摄影师去拍摄。我们在鲁迅的《社戏》里遇见过类似的笔墨，当然，鲁迅笔下的风景浸润的浓浓乡情，是新小说派所没有的。还可以举出张爱玲的《色·戒》的开头，那里有主人公王佳芝的肖像画：
　　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一张脸也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稍嫌尖窄的额，发脚也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倒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
　　这里，给导演、服装师、化妆师和演员极充分的提示。李安选择这篇作品来拍电影，是很有眼光的。有媒体说，李安“还原张爱玲的褪色胶卷”，其实，用文字固化的“胶卷”，并未褪色。
　　看我国近年的许多小说，往往有一种感觉，作者在急急忙忙地编织故事，催促情节快快地推进，而不给读者从容观赏风景和观察人物的的余裕。越来越忽略精细描写，这是小说不耐读的原因之一。小说家不妨尝试一下，从作品中挑出一段，看看好不好拍成电影——这也许是检验自己艺术功力之一法。小说电影化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它的要义是表现出物体的质感，要求作家细密入微的观察力，对颜色、亮度、形体的感知力，更要具备用文字作素描的真功夫。
　　
　　王先霈，著名文学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