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关于小说的小说

作者：王先霈

　　法国符号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托多洛夫说，诗是独白，日常言语活动是对话，而小说，则是再现对话场景的独白。诗歌重在抒情，诗人们在作品里抛头露面、直抒胸臆；小说家描绘场景，自己则往往隐身于幕后，他的思想和情感暗含在场景画面之中。托多洛夫的话适用于传统小说，却不太适用于有些现代派的小说，而传统小说中也有例外。比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却用诗体写出，并且被认为是普希金创作的顶峰。它作为普希金从诗歌创作转向小说创作的新起点，作家不习惯于悄无声息地隐身在幕后，忍不住要时时伸出头来直接和读者讨论对人物的评价，甚至于讨论作品的写法。比如，他在作品里用和读者商量的口气说，“我是否该用只忠实的画笔/描绘一下他那深居的房间？”“我已经请你们好奇的视线/欣赏过他的最时髦的衣服，/还斗胆想在博学的上流人面前，/再来描绘一下他怎样装束。”又写到，某一位诗人以华丽的文笔生动地描绘过初雪，另一位诗人曾将芬兰的少女歌唱，而他无心和这两位“较量”。这些地方的“我”，并不能等同于虚拟的叙述者，而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就是普希金，他甚至亲自撰写并发表了注释，告诉大家上面诗句实有所指，指的是当时的著名作家维亚泽姆斯基的《初雪》和巴拉登斯基《爱达》。《红楼梦》的第一回说，作者在蓬牖茅椽之下，绳床瓦灶之旁，要把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种种生活景象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那也确实是曹雪芹本人要说的话，和曹雪芹的生平相符。当代作家马原的小说《虚构》开头的几句，常常被研究者引用：“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像《虚构》这种作者出面宣示小说创作过程，谈论叙事手法的小说，被叫做“元小说”，也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是“把小说如何创造假想世界揭示给我们看的小说”。
　　元小说是大量运用元叙事的小说，而元叙事古已有之，作者在小说里登台说法，让自己跻身为评论家和理论家，传授写作技巧。《红楼梦》的第六回里说，荣国府人口有三四百丁，每天发生的事情有一二十件，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哪一件事、自哪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有些瓜葛，这日正从荣府走来——这个人物就是刘姥姥。曹雪芹在这里提示读者，他之所以设计出刘姥姥这个人物，为的是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她三进荣国府，配合了小说情节的开端、转折和结局。所以甲戌本评语说，这里“千里伏线”，是“后数十回之正脉”。我揣想，小说作者在作品里现身，发表意见，可能起源于叙事文学的口头传播阶段，那时讲述者直接面对聆听者，说话人要渲染、调节书场气氛。在《醒世恒言》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里，写到刘官人怀藏十五贯钱回家，突然插一段：“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悔。”这样做，强化悬念，吊起听众口味，又带上一丝幽默。
　　到了现代，元叙事发展为元小说，不但在作品篇幅中比例大大增加，并且不再只是一般的手法，而出之于一种小说观念。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美国的纳博科夫，意大利的卡尔维诺，都写了这类作品，在世界上发生巨大影响。小说是虚构的，长期以来，多数的作者力图掩盖小说的虚构性，期望在读者心目中制造全方位的真实感。元小说的作者则大声提醒读者，小说里所讲的，都是他编造出来的，人物和事件都不是真实的。他们这样做，是想获得更高一层的真实性。他们要对现实进行反思，进而引导读者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所反思。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在其长篇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第十三章有一长段议论，他声明：他的作品“纯粹是想象，我所塑造的人物在我的脑海之外根本不存在”。按照传统的观念，小说家仅次于上帝，要装出无所不知的样子。可是如果还这样写，“它就不可能是当代意义上的小说了”。他对读者说，“其实，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过去并不真实。因此你装扮它，美化它，或涂抹它，删改它，修补它……”他们认为，现实是复杂的，多义的，不能一次性确定地反映。因此，文学不能成为生活的镜子，小说粉饰了现实，他们要解构现实主义小说自诩的真实性。指出文学反映现实的局限性，不能说没有道理，推而至于极端，否定文学的认识功能，否定文学反映现实的责任，则未免失之偏颇了。
　　
　　王先霈，著名文学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