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荒诞不仅仅是手法

作者：王先霈

　　
　　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第二十一章“飞翔”，描绘女主人公玛格丽特隐身在空中飞翔，自由来去，她无意间飞到“戏剧家与文学家大楼”，那是一座高等级公寓，她看到批评家拉铜斯基等住户的名牌，“不禁发出一声饥饿的猛兽般的吼叫”，潜进这些人家里，抡起槌子猛砸钢琴，把水放进书房和卧室，把墨水洒在床上，玛格丽特腾空飞起一米来高，抡锤朝大吊灯打了一下。两个灯泡被打碎了，灯坠儿哗啦啦散落在地上。门外的喊声停止了，传来下楼梯的脚步声。玛格丽特飘出窗户，在窗外她又轻轻用锤子敲了几下窗玻璃。只听见一阵类似呜咽的声音，碎玻璃瀑布似的顺着楼房的大理石镶面撒落下去……玻璃的破碎声和落地声响遍了整条街道。
　　布尔加科夫处身严酷的政治环境里，一直是在绝望中挣扎，他在不可能发表的情况下坚持写作，历经十多年，中间多次毁弃大量初稿，小说在他去世二十五年之后才得以问世。上面引述的细节，流露的是他对文学官僚的怒气和蔑视。漂亮的女郎飞在空中，是现实中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荒诞无稽。在拉丁语系中，荒诞的字面意思是不和谐，失序；在汉语里，荒诞的字面意义是虚妄离奇。然而到了现代，荒诞成了一个美学和哲学概念。布尔加科夫以荒诞手法创造了荒诞的审美效果。法国哲学家和文学家加缪说，当一个世界不能用一般的理论思维加以解释，“人们丧失了对未来的天堂所抱的任何希望，又被剥夺了对已经失去的家园的任何美好的回忆”，这种人与生存环境的分离，就会使人发生置身于荒诞之中的感觉。所以，在现代文学艺术中，荒诞不仅仅是一种手法，而是一种观念，是对现代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揭示、批判。荒诞派文学就是用离奇的场景和情节，来揭露和反思现实的不合理。
　　号称当今世界读者最多的美国小说家斯蒂芬·金的小说《肖申克的救赎》，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刺激1995》,中文译名又叫做《月黑风高》，两个片名都很能招徕观众。小说和电影都极具观赏性，也颇含深意，但不少读者和观众印象最深的，不是主角，却是一个配角，那个在牢里蹲了四十年的黑人囚犯布鲁克斯。他原是一个园艺师，在监狱里管理图书，被监狱彻底驯化了。当他迎着明媚的阳光走出监狱，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适应自由的生活。他每次上厕所，都向打工的商场领班报告，人家告诉他不必报告，他说不报告就尿不出来。好像长期在缺氧条件下生活的人，到了正常环境下会醉氧，布鲁克斯获得自由之后无所适从，最终上吊自杀了。摩根·佛里曼的出色表演，使得极端荒诞的故事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生命需要意义来支撑，找不到意义，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荒诞文学并不是一味消极，它一方面控诉使人异化的体制，另一方面也启示人们鼓起勇气，不断努力创造新的意义。
　　八十年代前期，西方荒诞派的戏剧和小说传入中国大陆，那时，国人正在对十年浩劫进行深刻反思，很自然地，荒诞符合了中国作家的需要。湖南作家古华的《芙蓉镇》里的“运动根子”王秋赦，在国家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厌弃和憎恨三五年来一次的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失意了，疯癫了。电影《芙蓉镇》中，这个疯子敲着破锣沿街大喊“搞运动啰”，荒诞的场面引来的不是笑声，而是观众的惊悚和警觉。
　　王秋赦代表的是在政治运动中获利的人，他们留恋民族灾难的年月不足为奇。湖北作家晓苏的《两个人的会场》更进一层：不只是在浩劫中风云得意的队长在拨乱反正之时失落颓丧，曾经被批斗的农民老别竟然在那个曾经批斗他的会场与主持批斗他的队长一起怀旧。当年，队长凶狠地审问，“像按公羊那样”用手摁住要他弯腰低头，长时间里，老别恨透了队长，恨透了正月初四的那次会，恨透了这个会场。可是，在会场荒废之后，他忽然觉得冷清，正月初四不开个会，总觉得像胡琴上断了弦似的。当时老别觉得队长的报告听不听都是那么一回事，现在老别才认识到队长的报告很重要。人就是这么个怪东西。
　　晓苏笔下的老别和斯蒂芬·金笔下的布鲁克斯简直是难兄难弟。《两个人的会场》里没有离奇怪异的成分，完全是写实。它的荒诞，不在细节，不在手法，而在人物的心灵。荒诞的年月把善良的人的心灵吞噬了，人失去了自我。为了现实生活不再荒诞，就有必要给荒诞文学保留足够的空间。
　　
　　王先霈，著名文学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