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底层的记忆
作者：蔡 翔
然而有一天，革命开始兑现它的承诺，我们搬进一个巨大的新村。我看见无数高楼林立，崭新的学校，崭新的商店，我们在崭新的马路上发疯似地追逐。在那一刻，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们真诚地唱着：社会主义好。
在那个时代，我想我们非常满足，革命的阳光幸运地照耀在我们身上。而在更多的地方，在苏州河的北面，棚户区仍然象征着我的底层，我常常在那里拾回我童年的记忆。许多年以后，那里被逐渐推平，人们离开家园，走向更远的郊外。当然，那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的承诺。
我想，我对底层的读解，首先是从工人开始。我出身在一个工人家庭，很多年以前，我的父母从异乡漂泊到这个城市。那个时代的工人，许多人都还保留着农民的某些本色。他们和乡村的瓜葛并未被完全切断，他们操着各自不同的乡音，生活在这个城市。灾年的时候，他们会忧心如焚，谈着家乡的收成。经常有农民到我们这里乞讨，我的父辈会非常热情地招呼，端菜端饭，然后细细地扯着乡村闲话。有时候，也有农村亲戚来访，那一家就会很热情地把乡下土产分送邻居。
我一直非常喜欢那个时代的工人，也许，在那一代的工人身上，还保留着乡村的纯朴和厚道。
那个时候，楼房里厨房和厕所还是公用的，虽然有时候在女人中间免不了生些闲气，但是更多的时候，则是洋溢着一种亲情。家家的门都敞开着，大人孩子相互地串门聊天。总有一二家成为楼里无形的俱乐部，吃过晚饭，人们就会在那里陆续聚集，喝茶抽烟，说些厂里的事情，或者感叹世事变化。有人说书，也有人唱家乡戏，胡琴咿咿呀呀响起的时候，我们总会立马赶到，琴声使我们进入一个美妙无比的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代并未消灭贫穷，我的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工人的收入是有限的，他们得抚养孩子，得接济农村的父母亲友，许多人的家里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冬天的时候他们去买些廉价的草垫，铺在床下过冬。月底月初，是楼里女人最热闹的时候，“张师母，借我五块钱，月头还你”，或者“李师母，开工资了，月底借的钱还你”。女人们把这称为“调头”，我想，那大概是“调头寸”的意思。金融术语活灵活现地进入我的底层。
然而在那个时代，贫穷并未导致我的底层的愤怒，相反，他们对国家表示出一种极大的热情和忠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美德。时至今日，我的父母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仍然毫无怨言。
贫穷并未导致道德的沦丧，相反，我的底层牢牢恪守着它的道德信条，他们对贪污和盗窃表示出一种极大的憎恶和轻蔑。我记得我们楼里有一个食堂的办事员，因为贪污而受到处分，而他的家庭却因此受到全体居民的拒绝。许多年以后，我的哥哥到了黑龙江。有一次，宿舍里的一个人丢了块手表，但却无一人怀疑到我哥的身上。哥哥因此而充满感激之情地给母亲来了一封信，他说这一切都归之于母亲的教诲。底层一无所有，唯有名誉，成了他的生命所在。
我想，那时的底层，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感觉。一切都很安定。我们的父母从未对我们寄与奢侈的厚望，我的少年时代的梦想，也从未逾过我的底层。我曾经酷爱画画，但并未因此而希望做个画家。我自由地阅读，仅仅为了满足我的阅读癖好。夏天，我们趿着木拖板，走向不远的郊外，我们在小河里游泳，捉知了，光着脊梁钻进菜地里摘着黄瓜和番茄。时至今日，我仍然喜欢那种纯朴、宁静而又自由平淡的生活方式。
我不愿过多地谈论城市的贫穷，哪怕是我的底层，我觉得这很矫情。在我走出这个城市，走向北方的乡村，我才真正懂得贫穷的涵义，才真正理解了我的父辈对生活的满足和感激之情。在我真正领略了乡村的饥饿，才真实地懂得粮食对于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蜷缩在黄泥小屋，一灯如豆，倾听门外北风呼啸，我才真正感觉到底层的真实存在。是的，在中国，真正的底层在农村。相形之下，城市，哪怕是我的这个漂泊的城市，仍然应该感谢命运的厚赐。
（选自《教师人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