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古船》：现实底版上的魔幻色彩

作者：陈美兰

　　
　　1986年，《古船》刚发表，不仅大陆，而且香港、台湾的读书界都掀起了《古船》热，大陆评论界称它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基石”，香港评论界称它为“十年来大陆小说中的极品”。
　　这是年轻小说家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为什么会引起如此的轰动？
　　《古船》写了一个农村小镇近半个世纪历史的风风雨雨。这个小镇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那条绕城而过的芦青河如今虽然又浅又窄，但镇子上至今仍存有的那个废弃的码头，就隐约证明了它昔日桅樯如林的繁荣景象。小镇上栖息着的人群形成了三大谱系：历代经营着“粉丝工业”的老隋家；在土改运动中崛起，以非血缘关系在“阶级”名义下结盟、几十年间在镇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享有无上“权威”的赵姓家族；此外还有一个“摆弄过机器”，有过不少发明创造的老李家。很明显，这是三种社会势力——民族工商业势力、宗法式农民势力和科技知识力量的交错。而小说最撞击人心的，是作者通过对小镇这三大家族命运的起落浮沉、荣辱兴衰的艺术表现中，对社会历史作出了自己新的理解和诠释：当新兴的工商业活力被落后的农村宗法势力所窒息，当科技的启蒙、海洋意识的萌发被愚昧、野蛮所扼杀，当开拓精神、创造欲望被粗暴的权力所禁锢，终于使一个曾经生机勃勃的“小镇”变得像芦清河那样干枯、狭窄、失去生命活力。张炜在作品中所显示的这种具有前卫性的历史反思，无疑是小说在1980年代引起人们震动的重要原因。
　　小说在艺术上令人感到新颖的，则是它在现实的“底版”上所添染的魔幻色彩。
　　上个世纪40-50年代在拉丁美洲兴起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至8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文坛风靡。魔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危地马拉作家米·安·阿斯图里亚斯有一段话十分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种源于印第安文化的创作方法的特点：“印第安叙事文学包括两个方面：梦幻和现实。印第安文学作品描绘可以感知的日常现实，然而，与此同时也传达另一种梦幻的、神奇的和想象中的现实，而且将两者描绘得同样细致。”敏感的张炜在《古船》的创作中，正是有意识地、有分寸地在这种创作理念启发下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
　　阅读《古船》，我们会感知小说的“现实底版”所反映的是从土改运动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这半个世纪农村社会的风云变幻，但是，由于作品一开始，它所指向的地域就被作者加以神话化，让这个名为“洼狸”的小镇与古代传说中的“东莱子国”发生想象中的联系。在后面的诸多事件的描写中，也是故意虚化现实背景，用一种隐约虚幻的笔触来叙述事件过程。这种艺术设置，自然带来了与现实的“距离感”，使读者在阅读中容易产生或虚或实、或真或幻的审美感受。小说那种极强的隐喻力和辐射力，也是由此而形成的。
　　小说的人物刻画，其魔幻色彩更为明显。在作品里活动着的人物自然都有其具体的社会身份，但在作者笔下，我们常会看到许多超乎现实的描画。主人公隋抱朴，作为工商业者的后代，他继承了“粉丝厂”的家业，在精神上也承接着上一代人留下的“孽债”，注定了他常被无尽的忏悔情结所纠缠。小说把他一个人置于河边那排被废弃的“老磨屋”里，自我封闭，长久不出门，不断地读着一本“够我们读一辈子的书”，不断地“算账”。这种怪诞行为却获得了更强的现实感，突出了人物几十年来在社会变动中那种压抑、困顿、精神无法解脱的苦闷心境。而对“洼狸镇”农民谱系领头人赵炳的描写，则更带“神奇”色彩。他三十多岁就成了镇上的最高“权威”，被荒唐地称作“四爷爷”。数十年来，他一言九鼎，掌握着镇上的生杀大权，享受着最高的供奉，他不仅生活奢华，虚情伪善且又荒淫无耻，而且外形也奇特无比：“脸上修得没有一根须”，“面色出奇地滋润”，“臀部巨大”……作者将人物现实行为与奇幻特征描写的糅合，无疑是更强化了这个已经完全皇权化、封建化、腐朽化的农民形象。
　　小说还设置了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穿插于故事情节间。如经常活动在“四爷爷”身边的一个亦婢亦巫的女性：张王氏，她能把镇上的秘密都捏在她的“泥老虎”里，她精通民间百味，殷勤侍候“四爷爷”的饮食，她更有超凡的透视功能，可以看到“四爷爷”体内有“一条慢慢爬动的蛇”；又如与隋家有着亲缘关系、当年曾有过远洋经历的隋不召，如今在镇上竟成了“怪物”，他来去无踪，一时疯癫，一时清醒，但小镇的每次风云突变，都会闪现他神秘的身影……这些或真或幻的人物存在，不仅给小说的现实底版添上奇幻色彩，更重要的是，这种艺术的“魔幻感”能激发起人们更丰富的想象，从中去体味作品所揭示的更深沉、更内在的历史内容。
　　
　　陈美兰，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