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战国策》中策士论辩艺术举隅
作者：胡 咏
一、因果推理：论辩的思维支撑
《战国策》中策士论辩的结果往往是无可辩驳令人信服的，这得益于他们在论辩进程中所体现的缜密严谨的思维特质。在他们的论辩中，类似于庄子“子鱼之辩”的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他们是绝对不会尝试的，因为他们深知，在朝堂之上，在剑拔弩张的前沿阵地，任何一处纰漏都可能危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政治生命，故而他们字斟句酌，在逻辑推理上显得滴水不漏。其中，因果推理运用频率之高、运用手法之娴熟，令人为之乍舌。而根据进言时机、进言目的的不同，因果推理在不同的场景中又呈现出了迥异的形态：
“单刀式”由果溯因分析：这种推理的沿用建立在策士已能对说服对象的心理、情绪进行微观把握和宏观调控的基础之上。所谓微观把握，就是将结果(论)呈现的时机选择在说服对象于情于理都甘于接受认同的时候；所谓宏观调控，策士结果(论)的呈现使得说服对象出于某种顾忌或者利害关系而不得不依照策士的初衷行事。这种“单刀式”由果溯因分析，在《冯》文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孟尝君不说，曰：“诺，先生休矣!”
冯谖之所以先果决地抛出“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这一结论，是因为孟尝君有言在先：“视吾家所寡有者”，从而在事实上授冯谖以柄。那么，接下来冯谖的原因分析也就用不着有所顾虑，他说“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于是他“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孟尝君在自己的领地不施行仁义却乘机盘剥老百姓的事实，并借此宣扬了自己“焚券市义”的合理性。在这里，冯谖单刀突进式的思维推理让孟尝君无言以对。其症结在于他很好地把握住了孟尝君的“口实”，从而在情理道义上赢得了主动，抢得了先机。
“迂回式”由因及果分析：策士的最大安慰与幸福莫过于说服对象——君侯对自己精心设计的政治蓝图言听计从，进而立马实施。可惜他们往往要直面的现实是：不是所有的君侯都有唐太宗般善听的耳朵和包容的胸怀。比干、武子胥的悲剧使他们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施展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于是他们从身边琐事、传闻掌故、历史遗训诸方面娓娓道来，让结果(论)最终呈现在原因的充分阐述之后。纵观整个进言的过程就如同漫长的马拉松一般“迂回式”的前进。采取这种逻辑推理往往是因为涉及说服对象本身的积弊而存在着强烈的利害关系。比如《庄》文：
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己乎黾之外。”
襄王闻之，颜色变作，身体战栗。使用乃以执 而授之为阳陵君，与淮北之地也。
楚襄王后悔当初自己不用庄辛之言而让自己沦落到“流掩城阳”的境地。当他再次面见庄辛的时候，庄辛先是拿话稳住了他业已慌乱的阵脚，指出即便现在努力，也还是“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但针对楚襄王一味贪图享乐，日与幸臣为伍，从而让朝纲废弛的痼疾，庄辛先后以蜻蜒、黄雀、黄鹄、蔡灵侯的类似遭遇为桥梁，最终过渡到楚襄王本身，原因的陈述是以类似于隐语的方式进行的，处于困厄中的君侯对照策士所提供的譬喻，最终反观自身，进而有所醒悟和悔改。
“交互式”因果分析：当说服对象——君侯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感兴趣、不合作之后，适时地调整自己的进言方式也就势在必行，这种进言方式的调整更多地体现在“单刀式”由果溯因与“迂回式”由因溯果这两种逻辑推理的交互使用上。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对逻辑推理思维的机动选择与灵活运用，也就充分凸现了一个策士的睿智与才华。比如《苏》文：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图，西有巴、蜀、汉中之利……以此论之，王国不能行也。”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
苏秦面见秦惠王的时候，显得志得意满，踌躇满志。他首先采取的就是“迂回式”由因及果分析：从秦国西、北、南、东的地理位置入手，接着突出秦国丰厚的物产，一言以蔽之，就是秦国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表态：“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令他始料未及的是，秦惠王的回应却是“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一副拒人千里的态势。情急之下，苏秦掉转话头，“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思维推理演变成了“单刀式”由果溯因分析：他从古代圣主明君的事迹入手(关于这一点后文有专门论述，此处不作赘述)，热切地期盼以此打动秦王，虽然最终未能如愿，苏秦也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外交思想，变连横为合纵——但此次进言的失败并不能掩埋苏秦的睿智与才华。
二、取类譬喻：论辩的内容建构
《诗经》的比兴说，《离骚》的香草美人喻，从本质上说，都极尽曲折隐晦之能事，这也创造了中国文学表情达意的一种体例或者方式。而“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一第100页）隐忍不言，对于渴望在政治仕途上扬名立身的众多策士来说是件再痛苦不过的事情，但君臣相得、患难与共的动人情景似乎又只能存现于美妙的设想。于是，在进退维谷的艰难抉择中，众多策士秉承《诗经》《离骚》表情达意的传统样式，竭力从身边事、民间事、历代事说起，指陈其间的利弊得失，并寄希望于借助隐语的方式，对说服对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让君侯一朝能醍醐灌顶。大体说来，“类”“喻”的生发大多源自以下的取材渠道：
身边琐事阐释：在《邹》文中，邹忌的进言可谓煞费苦心，他从家庭琐事入手，从妻、妾、客关于自己“与城北徐公孰美”的回答引发了对“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的宫廷积弊的审视，从而令人信服地得出“王之蔽甚矣”的结论；在《触》文中，触龙在赵太后发出“老妇必唾其面”的警告之后，以探视为由，对赵太后进行了游说。他让赵太后对自己谈话开始感兴趣的由头是他在赵太后面前毫不掩饰自己对少子的偏爱与照顾。为了达到与赵太后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目的，他甚而公然在赵太后面前徇了私——“以补黑衣之数”即是明证。触龙让赵太后在情感上能够接受他主张的基础是他主动坦诚地与太后拉起了家常，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私心”。借身边琐事阐释可以在情感上极大引发说服对象的共鸣，从而有力保障进言的可行性。
借圣君事迹佐证：最典型的莫过于《苏》文：为了充分论证自己武力征伐的主张，苏秦先后援引了“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鱹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一系列圣君明主的事例。战国君侯，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有效仿古代先贤的渴望，都掩饰不住自比先贤的热望。策士以先贤说事，当然能极大满足君侯的虚荣心理，从而确保进言的畅通无阻。当然，能否实现“天下大治”，则是个人的造化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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