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分析《边城》中翠翠的形象
作者：徐友琪
一是社会环境的变化。翠翠出生的湘西茶峒小山城，风俗淳厚、人情质朴、重义轻利，“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即使河街吊脚楼里的妓女，也还保持着某种“生命的严肃感”。然而，这里毕竟不是原始洪荒的“世外桃源”，“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寄食者”开始落户于此。“现代”的入侵，对未经金钱、实利污染的朴质民风造成冲击。翠翠耳濡目染，“现代”的观念也悄悄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当她和傩送的爱情由于团总女儿的介入，直接呈现为“渡船”与“碾坊”的对立时，她第一次感到了金钱力量的可怕。“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乡民关于傩送是选择她还是团总女儿，是选择渡船还是碾坊的议论，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碾坊的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使她“小小心腔中充满了一种说不明的东西”。在第八章里她无所谓地唱着：“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显然是她潜意识里对金钱观念至上的反抗。这是社会大课堂在翠翠的成长路上所上的第一课。
二是祖父心事的变化。纯朴大方、热情豪爽的祖父老牛护犊，使翠翠在没有父母的呵护爱惜下，也能无忧无虑、快乐健康地成长。随着翠翠的长大，祖父开始“有点心事，心子重重的”。原因有二：一是翠翠的长大直接使他忆起翠翠母亲的悲剧，害怕翠翠重蹈覆辙；二是翠翠人已长大了，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必须要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这些有分量的心事沉沉地压在祖父的心上，也迫使翠翠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小说在第七章写道：“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不懂得翠翠心思的祖父，在面对选择大老天保还是选择二老傩送作为翠翠的终身依靠人时，提出了走车路和走马路的方式。走车路就是包办婚姻，即请媒人提亲，一切由双方家长做主；走马路是指原始的自由婚姻，以向对方唱歌的方式求爱，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大老选择走车路，遭到翠翠的拒绝后(祖父还是以尊重翠翠的意愿为主，没有再作主张)，自知走马路不是傩送的对手，避走下水在茨滩出事淹坏了，酿成悲剧。整个悲剧发生的过程中，翠翠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祖父的心事变化，碍于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苦于不能亲口说出自己爱的是二老不是大老。之后，虽然“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而这一切直到祖父猝然而卒，翠翠才从杨马兵的口中得知事情的原委。不过，正是这种与祖父的心理对抗和磨擦中，翠翠逐渐成熟起来。这是翠翠成长历程中的第二课。
三是翠翠自我的变化。天真单纯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使她“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终日与祖父、渡船、黄狗相依生活，这时她的自我处于一种蒙昧状态。换句话说，她从未意识到自我。翠翠自我意识觉醒源于她的情窦初开，两年前的端牛节与二老傩送相遇，文中这样写道：“但是另外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朦胧的爱使她第一次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波伏娃曾指出：在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是以社会(男性)的需要为基点建立起所谓女性的理想范式，这就使女性将原是社会的、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因而，女性一旦觉醒，其反叛的对象不是外在的压迫力量，而是女性与自我的抗争。翠翠在意识到自我之后，就开始了与自我的抗争。这里有两个最显著的表现：一是翠翠的自我非常喜欢傩送，但已经将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内化为内在品质的她却死死压抑住自己的情感（社会认为不能表白），不给自我以充分表现的机会，导致自己也不知为何而哭，为何“在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这样，就造成自我的释放只能借助于梦了。小说第十八章特意写到翠翠在睡梦里尽为山鸟歌声所浮着，做的梦也常是顶荒唐的梦，而她却“从这份隐秘里，便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二是面对大老天保的走车路，同样甚懂社会操作规范的翠翠不敢以言语表达自我的意见(拒绝)，她身上各种所谓“好”的品质(社会强加于她的)与自我由此产生强烈的冲突，导致自我只能产生逃避的念头，“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但她马上意识到如果真的这样做了，爷爷会拿刀杀了她!自我的变化打破了翠翠单纯快乐的生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忧伤、烦恼与痛苦。然而，正是这种变化，使翠翠真正成熟起来，开始用成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翠翠的成长与其他“成长小说”所表现的主人公成长有着极大的一致性，即成长的过程就是展示人生悖论的过程，就是呈现人生痛苦的过程，或者说，成长本身就是悖论，就是痛苦。翠翠因“现代”观念的入侵、祖父微妙心事的重压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一种烦恼而痛苦的过程。其所处的客观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其主观意识的变化，并催使其在自我的变化中痛苦地成长。可见，沈从文在《边城》中对翠翠的形象采用的是一种动态性、渐进式的塑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