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如何认定《师说》的中心论点
作者：黄胜德
已往的教参都是把此文第一段首句“古之学者必有师”作为中心论点来看待的，今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的《教师教学用书》(2003年12月第1版)仍是这样说的：“本文的中心论点在开篇的第一句话中就带出‘学者必有师’。”多种高中文言文出版物均依此说。对此，已有不少同仁提出异议，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心论点是第一段的末尾句“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第二种认为应将第一段首句加上末尾句作中心论点；第三种意见是将中心论点概括为“要大力提倡从师”。本人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只是用语略有不同。为什么不能用文中现成的话来作文章的中心论点呢?或者说为什么文中没有作为中心论点的句子呢?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作者写作《师说》的时代背景吧。
“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韩愈时年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唐制：国子监是设在京都的最高学府。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广文馆，各置博士教官)。官阶只是“从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处级。在当时，他敢于写出这样的文章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是得狂名”，且惹恼了不少权贵。如果还要锋芒毕露地用一二句话强调指出与世风水火不相容的中心论点，那就说不定会获罪名了。
把“说从师”视为犯罪，今人好像觉得不可思议，但只要类比一下，就不难理解了。现在党号召农民致富，“富”字是世人羡慕的，但在文革时期，“富”字和“罪”字又有什么区别呢?如今人人崇尚知识，而那个时候却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凡成风气的东西，一定有其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据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叙述，十六国时“名僧都可以参决国家大事”，南朝梁武帝“定佛教为国教”，并“三次舍身同泰寺”。《师说》问世后不久，唐宪宗曾掀起一场迎佛骨的宗教热潮，韩愈上表劝阻，险些丧命。佛教的盛行使儒学独尊的地位不复存在，从师倡儒阻挠重重，孰是孰非朝野无定。所以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论述从师重要性这个重大问题时，用“说”而不用“原”、“论”，并且是用赠送个人的名义写的。文章没有突出点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为了藏锋守拙，尽量使文章平实，只求世人接受就行，毫无哗众取宠之意。文章逻辑严密，用语通俗，基本上是摆事实，开篇就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自古以来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必”字强调无一例外，这个普遍的事实谁也不会否认。接着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展开论述。首段共七句话，中间五句话讲清了三个问题：第一句顺着这个“师”字，解释在古往今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老师所起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二、三句说明人生而有惑，不从师则惑难解，暗含“人要从师”的道理；四、五句说明传道从师，与贵贱年龄无关，谁有道谁就是老师。这段末尾句水到渠成地对这三个问题作了总结。因此，我认为：文章首句不是中心论点，而只是提及一个永恒的带普遍性的求学成才规律，作为全文的立论基础。文章要讲的不是“古之学者”，而是要说今之学者从师的问题，“古之学者必有师”是为论述“今之学者要从师”这个问题服务的，它是一个无可辩驳的高度概括的事实论据；首段结尾句也不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而是这段一个瓜熟蒂落的结论；这样，首段首尾句相加作为中心论点也就没有必要了。韩愈深知自己人微言轻，自身难保，哪有什么力量去“大力提倡从师”呢?它只是在时人的“笑侮”中，问心无愧地用事实来论述从师的重要。因此，把文章中心论点概括为“要大力提倡从师”，似乎措辞过誉，是用今人的眼光颂歌式地拔高了韩愈当时的实际地位。
那么，什么才算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呢？这要从全文着眼。
全文总体意思是：老师是古今“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们追求的是老师传授的道业，不是崇拜老师这个人，所以从师无需论贵贱年龄，谁先学道谁就可当老师，谁有专长就可向谁学习。可当时的世风却不是这样，反以从师为耻，且愈演愈烈，因此需要澄清认识，所以作者借嘉勉李蟠的机会讲了这个问题，奉劝士大夫放下年龄地位架子从师学习。四段文字中，行文正反相间，紧紧扣住“从师”二字，一段讲从师态度，二段讲士大夫耻师，三段讲圣人乐于从师，四段讲当今李蟠从师。因此，我认为“人要从师”才是《师说》隐含的中心论点，才是作者文章的主旨所在，全文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论点展开论述的。
黄胜德，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湖南平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