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略谈泛用量词“个”的作用

作者:樊中元




  “个”是现代汉语使用范围最广的量词。朱德熙先生曾说过:几乎所有的个体名词(不管有没有自己的专用量词)都能说“个”。我们对俞士汶等著的《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详解》的《名词库》进行了统计,结果是:其中收入了能和个体量词搭配的名词共2240个,而有1516个能和“个”搭配,占了67.7%,1516个名词中又有667个只能和“个”搭配。而在口语中,“个”的使用比例还要高,如在陈建民著的《汉语口语》中,收录了1.8万字的原始口语材料,其中,和“个”搭配的名词达到了86.5%。这说明“个”作为量词来说,其泛用程度相当高。那么,作为一个被普遍运用的量词,它的泛用作用主要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不妨从几个角度来略作解释。
  一、经济作用。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原则,他认为,在语言的使用和发展中,体现出人们交际、表达的需要和人们生理、精神自然惰性上的基本冲突。具体说就是:一方面人们在交际和表达上总是希望采用更多、更新、更复杂的语言单位来达到充分表达的目的,使表达内容更详细、明确和丰富。而另一方面,人们的惰性却要求尽量使用比较少的、省力的、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以在交际中达到减负的作用。两方面的冲突结果往往是:能在交际中用最简结构或最少的单位来获得表达中的较好交流效果,在投入与效率上达到一个平衡。从语言发展角度看,语言的经济原则能对语言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从运用角度看,语言的经济化既减轻了语言习得过程的负担,也提供了语言运用的便利性。
  在量词和名词搭配关系上,也存在着经济原则的制约作用。首先,由于汉语量词具有表义作用,能反映事物的形状特征,如“一片云”、“一根鞭子”,通过“片”和“根”分别反映了“云”和“鞭子”的片状与条状。因此,在表达上,如果每一个名词都能对应一个不同的量词,那将使名词的形状特征得到极其充分的表达,但这种结果的代价是必然增加人们对名词和量词进行组合的学习负担,与生理和精神上的惰性不相适应。基于这样的矛盾,人们便在名词和量词之间寻找一个比较合理的组合方式。寻找的结果是汉语名词和量词的组合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名词和量词的组合以类化形式存在,即某一类有共同意义特征的名词就与某一相关量词组合,如“人、猪、缸、钟、井”等有口或呈口状,就都用量词“口”进行称量,而“道路、堤坝、木头、葱”等呈长条形,就用“条”或“根”称量。这种情况既能减少量词,又能起到表达事物形态特征的作用。二是泛用量词的出现。本质上,量词只是一种结构需要,它放在数词和名词之间,充当一个起称量作用的语法单位。而能否表达名词形态意义,只是它的一个附加功能。这样的话,泛用量词(如“个”,及历史上出现过的“枚”)便应运而生。由于泛用量词本身不表达任何形态意义,因此,就不受名词形态意义的制约,能和任何形态特征的名词组合,而且更主要地是能更好地适合没有形状特征的抽象名词等。所以,像“个”这样的泛用量词能和大多数名词组合,这就既能很好地完成语言表达上的结构需要,又达到了省力要求,因而在名词和量词的组合之间构成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状态。从语言的经济原则上看,我们可以对“个”作这样的总结:历史发展中的“个”是由于语言经济原则的制约而产生的,而在目前的使用当中,“个”又能很好地完成语言经济化的作用。
  二、填充作用。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以近代而论,大多数物件都有各自适用的单位词,只有无适当单位词可用的才用‘个’字,我们不妨说它是个填空子的单位词。”我们所说的填充作用,一方面是指填空子,为那些没有专用量词的名词起补空作用,即吕先生所论及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指一种替代,有些名词有专用量词,但在一定情景下,可能一时又说不出,此时“个”便可替代它。前者我们称之为语言填空,后者称之为言语填空。语言填空表现在量词系统内部,“个”可以适用没有专用量词的名词,主要是那些没有某种外在的、可感觉到的标志的抽象概念名词,如“思想、知识、哲学、流程”等等。它们没有具体的外在形态特征,不能用具有表形意义的“条、根、张、口”等量词进行称量,因而,不具有表形意义的“个”作为它们的量词是其最佳选择。言语填空作用是指说话时一时无法想起某个名词的专用量词,或者不能把握、不好把握用哪一个量词时,就用“个”替代。我们不妨说语言填空更主要是量词为了满足名词对量词的要求而对自身系统进行完善的一种行为,而从名词量词搭配上的规则看,主要是属于一种语法结构要求。对于“个”的言语填空作用,我们认为除了能体现语法要求外,更大的作用还在于能满足交际中对语义表达的适应。下面我们看几个言语填空的例子。
  (1)“三多说过:老头子除了大烟袋,还有个手杖呢!”“老头子常会道:没有手杖不用打算教学!”
  “手杖?”仙坡不明白。
  “唉,手杖?”南星也不知道什么是手杖,只是听三多说惯了,所以老觉得“似乎”看见过这种名叫手杖的东西——不敢说一定什么样儿。(老舍《小坡的生日》)
  (2)“这太好了!太好了!事情应当这样!应当这样!冠家,李家的联姻,简直是划时代的一个,一个,”他想不出到底应当说一个什么才对,而把话转到更实际一些的问题上……(老舍《四世同堂》)
  (3)“你的确出乎我意外,你变得像一个,变得像一个……”变得像一个什么,父亲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恰当的概念,但是他从父亲眼睛看到了欣慰的眼神。(张贤亮《灵与肉》)
  例(1)中的“手杖”尽管可用“根”或“条”称量,但由于南星不知道“手杖”是什么样儿,因此说话时就只好用了“个”。例(2)和(3)的情况是,说话者还未确定用什么名词时,就只能或自然地用了“个”。这更充分地体现了“个”的泛用所起到的替代作用,或者说“个”更好地满足了交际中人们对语义表达的要求。
  三、辨义作用。上面提过,“个”除了作为一个起称量意义的语法单位外,它自身不表达任何其他意义。这和其他专用量词不同。像“眼(一眼磨)、条(一条毛巾)、张(一张画)”等量词,它们除了具有表称量的语法意义外,还具有表达被称量事物的形态意义。如“一条毛巾”和“一块毛巾”不同,前者是条状,后者是块状。当然,“个”的辨义作用不是指它本身是否具有形态特征,而是指当它和其他量词相对比时所显示出来的意义区别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范围意义,二是感情意义。
  有许多名词,它们既能和“个”搭配,同时,又能和其他一些具有表形意义的量词搭配。比较:
  A:一条口袋、一张通知、一把琴、一方印章、一顶帽子、一片蛋糕。
  B:一个口袋、一个通知,一个琴、一个印章、一个帽子、一个蛋糕。
  A组中,由于各量词的表形意义,能对所称量的事物形状范围进行限制,如“一条口袋”"的“口袋”肯定是长条的,衣服上的口袋肯定不能用“条”;“一张通知”是指写在纸质上的“通知”,口头上的“通知”肯定不能用“张”,所以可以说“贴了一张通知”,却不能说“现在播送一张通知”。“一把琴”是指提琴、胡琴之类的有把可握的琴,钢琴就不能用“把”;“一方印章”是指方形的章;“一顶帽子”是指具体的有顶的帽子,给人有具体的形象感;“一片蛋糕”的“蛋糕”是指片状的,区别于“一块蛋糕”。从这些量词对名词的作用看,它们能对名词所指称的事物范围进行限制,使其指称具有此类外形性质的事物,而区别于其他外形特征的事物。
  和A 组不同,B组都用量词“个”,虽然“个”不表达任何事物的形状信息,但当我们把它们和A组比较就发现,B组用“个”所指称的事物范围要大于A组。也即任何情况下的“口袋、通知、琴、印章、帽子、蛋糕”等都可用“个”称量。这种称量范围意义上的不同,正是因为“个”不负载任何表形意义所带来的结果。
  在称量人时,量词“位”具有感情色彩,即只有对对方含有敬意时才能用“位”。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称量对方并非要表达敬意,此时“个”就能起到感情中和作用。也即“位”和“个”称量人是构成一个[+敬意]与[-敬意]的感情意义上的区别。看下面的例子:
  (1)曹先生是非常和气的人,而且家中人口不多,只有一位太太,和一个小男孩。(老舍《骆驼祥子》)
  (2)星期日,乘电梯上楼,同梯的有一位长者、一个中年人、一个儿童。(《杂文选刊》2002年第4期)
  (3)你决定承担起培养冯迈同志和李坚同志两位烈士的两个后代的责任,这使我们很感动。(孟伟哉《一座雕像的诞生》)
  “位”有表“敬意”的感情意义,而“个”却没有,上面的例子中,都有“位”和“个”的对应使用。对“太太、长者、烈士”使用“位”比较合适,但对“小男孩、儿童、后代”来说就不适宜用了,因此,用中性的“个”就起到感情中和、表达恰当的作用了。
  樊中元,男,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现居广西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