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与通俗文学

作者:杨理沛




  语文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与人格力量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教育模式已经向素质教育转变的今天,语文教育更应将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起来,突出语文学科的人文性。高中阶段是学生人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其课程体系中,语文是最富有深厚人文底蕴和审美特质的一门课程,在语文教学中,学生通过对课文的审美性把握,提高自身理解美与创造美的能力。
  中学语文教改,可以说是近年来基础教育改革中最热门、最活跃也是最沉重的话题。作为中学语文的课程尺度——中学语文教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审视和研究的对象。本文以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为参照,考察鲁迅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在该版本教材中的选用,简析造成现状的综合原因,探讨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策略,期望对现当代文学和中学语文教育有所帮助。
  
  一、透视高中语文教材内容的编选
  
  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审定是一个慎重而又严肃的工作,这不仅因为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媒介,更重要的是因为,语文教材的变动是关系到一代人品格和素质的大事,不容马虎。特别是由国家教育部组织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审和出版发行的最权威的高中语文教材,对它的编写和审定就更要高度重视了。要探讨语文教材选择什么样的内容,首先就要追问对这些内容进行选择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语文教材,理所应当是依据“语文”的标准进行内容的选择。诚如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所说:“语文教育一是给学生真、善、美的熏陶和教育,二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三是让学生掌握恰到好处的语文能力和知识。”这样的理解比较完备,与新课程改革的精神也是相契合的。
  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多选自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作家的代表作品,90年代以前课文的选定,主要由中学语文教育界的权威确定;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改变。现在中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不是一家垄断,并且教师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教材,更具有积极意义的现象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隔一段时间就会聘请不同的专家,进行教材中具体作家作品的选定,在编选过程中逐渐融入了时代的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及“全球化”以后,中学语文教材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逐渐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往的经典课文,如《土地》《猎户》《难老泉》《长江三日》《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文章,已经从语文教材中淡出。中学语文教材开始走向兼容并包,这为更多具有相当文学价值的作家作品进入中学生的视野开辟了道路,从而赋予中学语文教学一个多元文化的场景。
  然而,在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仍占有相当重的比例。就高中语文教材而言,从数量上看,1991年版的旧教材共选入9篇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全国推广使用的2003年版的高中语文新教材中还是选用了7篇鲁迅的作品,它们分别是:《药》《祝福》《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呐喊·自序》《拿来主义》《灯下漫笔》。与此相比,通俗文学作品,在该版本教材中几乎没有涉猎。纵观从建国至今的历次高中语文教材的修订,通俗文学的这种待遇始终没有改变。
  
  二、简析造成教材选文现状的原因
  
  鲁迅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选用上的天壤之别固然与文学自身的特点和价值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控制,更和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即:源于主流话语权与文学正统合法性地位的争夺。鲁迅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奠基者和里程碑,毛泽东早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鲁迅作出了新的高度的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远远超越了中国鲁迅学史上以前的所有鲁迅论,把中华民族对本民族伟人的认识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长期成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宗旨,笼罩达半个多世纪。因此,有人指出现代文学是“鲁迅时代”的文学,这一点毫不夸张,在高中语文教材中也足以证明。
  再来说一下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也就是“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在大部分“学院派”出身、怀抱精英意识的编审眼里,这样的文学作品难登大雅之堂,某种程度上还会消磨中学生的意志,被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拒绝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一部分编审对通俗文学作品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心有余悸呢?这正好说明一个“身份”问题是他们对此疑虑最重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通俗文学作品不符合修齐治平的文化传统,倘若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当然传承者的编审们认可了这些内容,其实也就动摇了语文自觉承担起的人文教化的使命,也就动摇了包括一部分教材编审和语文教师固有的师道尊严。一句话,允许通俗文学作品入选高中语文教材动摇了既定的文化传统内蕴,使得传承者本身对自身的身份及功能产生了犹疑,进而导致他们成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焦虑者”,这从因为金庸的《天龙八部》和王度庐的《卧虎藏龙》入选新编第四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修)《语文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次出版)而引起的全民争论中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由此可见,鲁迅作品与通俗文学作品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选用冲突背后潜藏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知识精英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分歧,即:不同的精神层次和价值指向导致二者的对立和分歧。前者体现的是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批判立场,有着对人类价值的终极关怀和追求关注;而后者关注的是人们平常生活中表层的欲望和幻想,它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对前者的深度模式和价值关怀往往采取漠视或消解的策略。
  
  三、反思教材选文背后的隐像
  
  高中语文教材这样大量地选用鲁迅作品,鲁迅先生如果地下有知,怕也不会同意的,他知道他的作品未必都适宜中学生读。就说《呐喊》这个小说集,是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印行的,到了年底,因为销量好,新潮社要印第二版,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迟迟不肯同意,当然后来还是同意了。这迟迟不肯同意的原因,孙伏园知道了,便以“曾秋士”为笔名,写了篇文章在他编的《晨报副刊》上披露。1924年1月12日刊出,题为《关于鲁迅先生》,其中第三节专谈此事。孙伏园谈到鲁迅不愿意让他的这本小说集作为当时的中学课本,是因为其一,鲁迅对人世悲观、冷漠,甚至绝望,他不愿意这种情绪影响了中学生的健康成长。其二,鲁迅认为他的小说从艺术上说,不是多么成熟,不过是学习了一些外国小说的技法。《呐喊》之所以畅销,获得世人的赞赏,实在是因为“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一旦思想开放,多读译作,他的这些技巧,也就不足为奇了。应当说,鲁迅在这点上是清醒的,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的。
  事实上,文学价值这个观点本身一直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它是不是把某一种文化的利益和目的神化了,好像只有它们才是评价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文学本来就包括“俗”与“雅”,既然要学生扩大视野,为何要把“俗”排斥在外呢?从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来看,往往是先有“俗”,后有“雅”,许多文学的样式会由“俗”变“雅”。《诗经》包括“风、雅、颂”,“风”就是民歌,是俗吧,可“风”的价值却在“雅、颂”之上。如今有谁会说以“风”为主体的《诗经》不能登大雅之堂呢?宋朝的词,元朝的杂剧,本来都是通俗文学,后来不是都成了文学的高峰吗?中国的领袖人物和作家、教育家中,喜欢通俗文学者大有人在,这说明了优秀的文学是雅俗共赏的,完全可以登教育的大雅之堂。
  
  四、简短结语
  
  文学是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是陶治与娱乐的交融,是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互补。负责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和审定工作的编审们应该考虑多种风格的作品并存,从而极大地提高中学生的阅读兴趣和审美素质。对鲁迅作品的编选,应该以更加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鲁迅,既不把鲁迅当作一个崇拜的对象,又不像某些人那样轻率地否定鲁迅,而是用心灵去接近鲁迅,这样鲁迅及其作品就一定会真正走进学生们的心田。另一方面,要重视对通俗文学作品的研究,有效地引导通俗文学的发展,使学生们在轻松娱乐和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一言以蔽之,高中语文教材的内容要反映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时还要努力适应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审美需求,使他们通过语文学习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有益的启示。
  
  杨理沛,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