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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辨
作者：温 强
一、“为”字的解释
解释古书字句，一要有训诂依据，二要考虑到具体的语言环境。
一字多义，在汉字中是种普遍现象，“为”字的义项多达几十项，“好为《梁父吟》”的“为”该如何解释呢？《周礼·春官·典同》郑玄注：“为，作也。”作，本是“制作”的意思，因为它和乐曲歌辞《梁父吟》连在一起，宜解为“写作”，和王逸“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九歌序》）的“为作”的意思相同。“为”字也可解为“吟唱”，杜甫的“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为”字就是作“吟唱”用。
由于难以排除诸葛亮自作自吟《梁父吟》的可能性，所以“为”字的“写作”和“吟唱”两个义项，可以并存。
二、今传《梁父吟》是不是诸葛亮所作
《梁父吟》本是古代齐地送葬的乐曲，在诸葛亮以前就有了，它和诸葛亮发生关系，当始于西晋初年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畊陇亩，好为《梁父吟》。”可是正如北宋诗人黄庭坚所指出的那样：“陈寿叙武侯‘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语势既不尽其意，又失载此诗”，犯了“好简之过”（《山谷集·别集》卷十《跋梁甫吟》），并没有坐实《梁父吟》的具体内容。此后，刘宋谢庄（字希逸）在《琴论》中也说过“诸葛亮作《梁父吟》”（《乐府诗集》卷四一引《古今乐録》）。同样也没有坐实《梁父吟》的具体内容。直到唐初欧阳询等奉命编修《艺文类聚》，才将一首写齐国三勇士死葬荡阴里的《梁父吟》收入《艺文类聚》第十九卷，并在诗前标明：“《蜀志》诸葛亮《梁父吟》曰”，肯定这首诗是诸葛亮所作。诗的全文如下：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北宋时，相传孙洙（字巨源） 从佛寺经龛中得到的唐人所藏的《古文苑》，也收录了这首《梁父吟》，标明作者依然是诸葛亮（按，此据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八·古文苑》，近人有说《古文苑》不题诸葛亮名字，不知所据为何本？），不过将诗题改为《古梁父吟》。
南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既记载了《艺文类聚》收录了诸葛亮的这首诗，同时又说：“唐褚亮《梁甫吟》曰：‘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内有三坟，累累皆相似。借问谁家冢？田疆古冶子。’”他虽然没有否定这首诗是诸葛亮所作，但却告诉我们：唐禇亮也是这首诗的作者，于是这首写齐国三勇士死葬荡阴里的《梁甫吟》，究竟是谁写的也就成疑问了。
明代王士骐（字冏伯）编的《武侯全书》，仍然收有写齐国三勇士死葬荡阴里的这首《梁父吟》。等到明神宗万历年间，杨时伟再编《诸葛忠武书》，就彻底否定这首诗是诸葛亮所作了。他虽然没删去这首诗，但在《梁父吟》后按语中认定：“《梁父吟》义浅词庸，决非孔明自作。”清人何倬、梁章钜附和其说（分别见《义门读书记》《三国志旁证》），却没有补充任何依据。
由于《西溪丛语》有《梁甫吟》是唐禇亮所作一说，且诸葛亮，字孔明，禇亮，字希明，两人的名字相近相似，因此，到了清乾隆时期纪昀等编《四库全书》，在《诸葛忠武书提要》中就直说：“《梁父吟》乃禇亮之作。”
对于上述不同看法，今天的学者，或否定，或肯定，意见不一。余冠英说：“这篇是齐地土风，或题诸葛亮作，是误会。”（《乐府诗选》）逯钦立说：“《梁父吟》不始于孔明，而此辞亦与孔明无关。”（《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八》）而萧涤非却看法不同：“此篇《艺文类聚》题诸葛亮作，后人颇多怀疑，然以诗而论，殆非武侯一流人物不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二编《两汉乐府》）
如上所述，否定这首写齐国三勇士死葬荡阴里的《梁父吟》是诸葛亮所作的理由不外有三：一是义浅词庸；二是唐禇亮之作；三是《梁父吟》是齐地土风，不始于孔明。我们认为这三条理由，都不足于得出否定这首诗是诸葛亮所作的结论。平心而论，这首诗虽说不是上佳之作，但也不能说它已经低到“平庸”的地步。退一步说，即使意义浅显，词语平庸，也不能成为否定它是诸葛亮所作的理由。诸葛亮毕竟是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不是诗人，我们怎么能用优秀诗人的标准去苛求他呢？至于禇亮所作之说，同样难以成立。《四库全书》所收的《全唐诗》卷三十二有禇亮诗一卷，其中就没有《梁父吟》这首诗。如果《四库全书》的编者真的认为这首诗是禇亮写的，他们为什么不在禇亮诗中补上这一篇或加以说明呢？如此自相矛盾，谁能相信？《梁父吟》的确是齐地的葬歌，不始于诸葛亮。但是用乐府旧题写新诗，是汉魏时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曹氏父子就用乐府旧题写过不少新乐府，我们能因为这些旧题不始于曹氏父子就否定他们写过这些新诗吗？曹氏父子可以用乐府旧题写新诗，为什么和他们同时的诸葛亮就不能用旧题写新诗呢？这一说法，实在难以服人。
由于上述否定诸葛亮是写齐国三勇士死葬荡阴里的《梁父吟》的理由难以成立，再加上自唐以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古文苑》《乐府诗集》《文选补遗》《古乐府》《古诗纪》《石仓历代诗选》《古乐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诸葛亮集》等书，均认定此诗为诸葛亮所作，据现有的资料，实在无法作出此诗非诸葛亮所作的结论。
三、“好为《梁父吟》”的用意何在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用意何在？自古以来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将其主要论点介绍于后：
（一）意在表明兴复汉室的情志。刘宋裴松之《三国志注》中说：“夫其（指诸葛亮）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
（二）北宋诗人黄庭坚《跋梁甫吟》：“余观武侯此诗，乃以曹公専国，杀杨修、孔融、荀彧耳。”
（三）意在表明愿辅佐君王而为小人所阻。由于张衡《四愁诗》有“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梁父是泰山下面的一座小山。唐李善注又说：“言王者有德，功成则东封泰山，故思之。泰山以喻时君，梁父以喻小人也。”南宋姚宽由此产生联想，认为此诗是说“愿辅佐君王，致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诸葛好为《梁父吟》，恐取此意。”（《西溪丛语》卷上）
（四）意在啸歌自适，明哲保身。吴宓说：“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世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宓按，武侯《梁父吟》之词意，原系明哲保身。”（吴宓《雨僧日记》1919年9月8日记）
以上四说，多数难以成立。黄庭坚之说显然与史实不符，据《诸葛亮传》记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是在刘备三顾茅庐之前，而三顾茅庐在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刘备屯兵新野的时候。杨修死于建安二十二年（公元二一七年），孔融死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八年），荀彧死于建安十七年（公元二一二年），三人都死在三顾茅庐之后。诸葛亮在三顾茅庐之前“好为《梁父吟》”，那时他怎么能知道以后曹操会将杨修等三人杀掉？姚宽以张衡诗“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来解释“好为《梁父吟》”的用意，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嫌。《梁父吟》是曲名，梁父是山名，《梁父吟》不等于“梁父”。再说，《梁父吟》这首诗是写三勇士死葬荡阴里而不是写登泰山遇到了困难，和张衡所说的“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不是一回事，要以此来说明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是为了表达“愿辅佐君王，致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也难以使人信服，再说也没有诸葛亮仕进被小人所阻的事实可作旁证。陈寅恪、吴宓说“好为《梁甫吟》”是“啸歌自适”，“明哲保身”，他们的主要依据是诸葛亮在《出师表》说过“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实这只是臣下对主上的自谦之词，我们怎能因此就相信他躬耕时真的是胸无大志，只想明哲保身呢？在《隆中对》中，他分析天下形势，了如指掌，所提应对策略，切中肯綮，这说明他平时一直胸怀大志，关心天下大事，深思熟虑，成竹在胸，方能作出如此深刻透彻的分析。由此可见他躬耕陇亩时也决不是一个“无用世之志”的人。再说据《魏略》记载，当时诸葛亮和崔州平等三个友人在一起，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对三人说：“你们三人官可做到刺史、郡守。”三人问他可以做到什么官，他“笑而不言”，暗示自己有更的大抱负，只是不愿说出来罢了。
裴松之说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意在表明兴复汉室的情志，此说很有参考价值。传中先说他“好为《梁父吟》”，接着便说“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将自己比作具有将相之才的大臣，“好为《梁父吟》”正是他这种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问题是我们如何依据这首诗的具体内容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诗中写了齐国三勇士被相国晏子用“二桃杀三士”的办法杀掉了，诗人对晏子这一行为是谴责还是赞成？对三士被杀是否同情？成了理解这首诗的关键。由于诗中有“一朝被谗言”之句，用了“谗言”这个贬义词，人们一般都认为诗人是谴责晏子、同情三士。可是明代张溥却持不同的看法：“诸葛《梁父吟》，古今讽诵，然遥望荡阴，怀齐三士，此不过好勇轻死者流，何关管、乐神明，悲吟不止？……诸葛王佐才，……躬耕陇亩，歌谣托志，田疆之伦，岂所慕哉？”（《汉诸葛亮集·题词》）他不仰慕三士这类好勇轻死者，就有可能仰慕齐相晏子，诗中末了说“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正表达了这一意思。“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诸葛亮吟诵《梁父吟》，意思不在悼念三勇士，而是着意“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欣赏齐景公的贤相晏子出奇谋，将这三个“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的危国之士去掉，借此表示自己胸怀大志，也想做晏婴那样的贤相，为国分忧，“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和传中下文“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互相照应。诸葛亮躬耕时“好为《梁父吟》”，就是表示他要效法晏婴、管仲、乐毅一类伟人，成就一番大业。而他后来接受刘备邀请，屡出奇策，辅佐刘备建立了蜀国，位至丞相，也初步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温强，大学教师，现居湖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