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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精神对语文新课程的滋养
作者：毕于阳
一、在批判中建设
鲁迅先生终生以其特有的方式致力于改造与改革，他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现状、中国国民都有深入而独到的研究，对当时整个人类的历史文化都有广泛的涉猎和认真的比较探讨，对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艰难有极深刻的经历与体验，他的感受与体验是独特而复杂的，他的见解与思想是独到而有实效的，尽管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偏激是不近人情是不懂“费厄泼赖”，但这一切都来自于他真切的生命体验，这一切都体现为勇于破毁的超常气魄和善于建设的超常智慧。他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提出了“从来这样，就对吗？”的振聋发聩的怀疑与质问，他在《灯下漫笔》中严正地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他在《忽然想到》中慷慨陈词：“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他就是这样，以笔为枪，向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整个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无情的扫射。对此，他在《无声的中国》中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是的，在中国，要想进行有效的建设，必须先进行有效的破毁，要想进行有效的破毁，有时必须采取矫枉过正的策略。
目前正在实施的新课程，是顺应国际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潮的产物，它不是对现行课程的简单调整和修正，而是一场反映时代精神的深刻变革，是对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与当今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的“应试教育”课程体系的重建。正如鲁迅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重建一样，语文新课程是对陈旧僵化的语文教育的批判与重建。因此，不管是外在的整体推动，还是内在的具体建构，语文新课程都应该首先接受鲁迅那种超常的批判精神的滋养。值得关注的是，高中语文新课程实验已在风雨中走过了三年的路程，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还有很多老师畏难观望，有在应试教育与新课程之间摇摆不定或穿新鞋走老路甚至中途易辙重返老路的，也有对新课程仅凭一腔热情蛮干而结果却南辕北辙的等等。所有这些，固然有对新课程理念认识不到位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像鲁迅那样的批判精神而导致的。因此，面对这一历史性变革，每位教师都应该从鲁迅那里获得“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的气度，大胆质疑，勇于批判，善于建设，从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策略到教师决策行为、知识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师生的交往方式，都要彻底地变革甚至脱胎换骨，把束缚与禁锢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清规戒律彻底踢开。新课程需要每位教师成为课程实施、研究、开发、评价的主体，不仅做经验型教师、辛苦型教师、研究型教师，更要做鲁迅式的批判型教师、创造型教师。
二、立国先立人
鲁迅于20世纪初就提出“立国”与“立人”的问题。“立人”是鲁迅启蒙思想与精神的核心理念，是他倾毕生精力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的目标。1903年，他在和好友许寿裳的谈话中提出：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1907年，鲁迅又在《文化偏至论》中强调：“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由此可以看到鲁迅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实现“近代文明（现代化——笔者注）”，不但要“立国”，更要“立人”，通过“立人”来“立国”。所谓“立人”，就是改造“国民性”。在鲁迅看来，“国民性”的个体含义实际是“国民人格”，即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个性主义将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价值走向及其在个体人格上的最终实现，因而他也应该成为中国国民的人格现实，并将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唯一出路。”“立人”也就是“把一个缺乏自觉意识的民族群体改变成由独立的个体人格组成的现代社会集体。”（徐麟《首在立人》）
语文新课程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它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强调着眼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强调有理想的有灵魂的有个性的教育。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这正与鲁迅的“立人”思想相符合。鲁迅的“立人”之“道术”为“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在告诫我们，教育要尊重人的个性，让人回归心灵世界、生活世界，获得精神自由，成为独立的人。
应该说，每个人作为生命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应该拥有个体的精神自由，这是鲁迅先生“立人”思想的核心。语文新课程中的“以人为本”，同样应该采用鲁迅先生的“道术”：“尊个性而张精神”。例如，关于语文教学中的阅读鉴赏，鲁迅强调感情投入，并且主张体验涵咏。他认为：“感情冰结的思想家永远进入不了文学。”并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如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惟直示以冰，使之触之，则虽不言质力二性，而冰之为物，昭然在前，将直解无所凝沮。惟文章亦然，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音，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如热带人既见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今宛在矣。”这启示我们在教学中要让学生带着感情走进文本，多一些感性体验，少一些理性判断，用感情将此在与彼在两个世界融合，引发灵魂的内在震荡，从而使生命价值信念得以苏醒，超越狭隘的存在形态，走向诗意的栖居。鲁迅还主张扩大阅读量，他曾一再地劝告年轻学子：“大可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将课内的书抱住。”“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有更深的了解。”关于写作表达，鲁迅主张讲真话，他在《无声的中国》中说：“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并在《作文秘诀》里强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他还主张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他认为，文学“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并由此引出一个重要的意见：“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是以假为真。”（《怎么写》）上述主张，集中体现了他“立人”的一条重要途径：“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摩罗诗力说》）这启示我们，读写教学再也不能固守“知识”，自觉不自觉地作异化人性的“移植”与“嫁接”。我们要引导学生回归真实：读，读出真情实感；写，写出真情实感。教师身先士卒，排除思想言论的“雷区”，让学生在现实生活和可能生活之间，把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与人类或种族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以引起对生活和人生等本体问题的理解、感悟、体验，并在实践中反省反思个体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从而建构充满精神自由的主体性人格。
三、用思想解剖自我
我们都熟悉鲁迅的这样一句话：“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写在《坟》后面》）应该说这种解剖是一种超常的自省与反思精神。人们都知道，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这种反传统首先是针对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无情的拷问。他曾深深地忏悔道：“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从远古的孔孟、庄子到近代的康有为王国维们再到现代的鲁迅都同样研究中国的文化，鲁迅有自己的思想。看同样的事情，甚至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鲁迅也会有独到而深刻的发现。由此可见鲁迅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不断进行自我拷问，毁掉内心一切堂皇的因素，而向更深处寻求生命的意义。
在新课程的实施中，教师的人文素养和专业水平直接影响乃至决定新课程的方向、质量和深度，课程改革和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这就要求一线教师要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当我们看到应试背景下的教育现状，为学生的不幸而忧叹或因学生的不幸而抱怨的时候，我们是否拷问过自己：我们应怎样像鲁迅当年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那样思考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教师”？我们无法否认，许多语文教师的思想与理念存在缺陷，在混沌中度日；许多语文教师的文化底蕴和语文素养存在缺陷，在干瘪中活着。试问，有多少语文教师认真研读过《大教学论》、《爱弥儿》等教育学经典专著？有多少语文教师对《论语》、《学记》、《文心雕龙》、《呐喊》、《红楼梦》等经典著作进行过系统阅读？有多少语文教师认真研读过《语文课程标准》？有多少教师有写教后记和教育教学札记的习惯？在读书与背书方面，有多少教师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也首先真正地做到了？先天与后天的种种缺陷导致许多教师在跪着教书，上课还是搬教参，人云亦云。他自己照搬别人的，他再要求学生照搬他自己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跪着学习的学生。人有思想，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我思故我在”。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但是，不在内功上下大气力，只能加重浮躁心理和功利心态，形成恶性循环，使自己更加干瘪。博览群书尤其是细读经典，是教师打好精神底色和课程与学生共同成长的根本途径。教学得失不由天，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回我们丢失已久的尊严，我们的学生才能真正享受着诱人醉人的语文课而健康幸福地成长，我们的“立人”理想与使命才有望实现。
毕于阳，山东省语文特级教师，现居山东德州。本文编校:洪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