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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七下语文教材的删改与谬误举隅
作者：陈晓涛
一直想完整、系统地剖析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删改与谬误，但原始文本的收集异常困难。也许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吧，前不久，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了1981年1月号的《济南文艺》，终于完成了《福楼拜家的星期天》的原始文本的收集——自此，人教版七下语文教材的所有原始文本收集完毕。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原始文本的收集与比照，我可以确定删改过的课文居然有十八篇（本册教材仅有课文三十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丑小鸭》《最后一课》《土地的誓言》《邓稼先》《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音乐巨人贝多芬》《福楼拜家的星期天》《社戏》《竹影》《观舞记》《口技》《伟大的悲剧》《荒岛余生》《登上地球之巅》《真正的英雄》《斑羚飞渡》《马》，足足占了这册教材课文的五分之三！
《爸爸的花儿落了》节选自《城南旧事》（林海音著，城南旧事，北京出版社，1984），改动颇多，原题应为《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我曾给“90后”的学生播放过吴贻弓导演，根据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他们一点也不感兴趣，影片播放到一半，只能停了。
综观全文的删改，大都无关痛痒，有自作聪明之嫌。
原文：那么，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课文：那么爸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很显然，这组两个逗号的删减是失败的，破坏了原文的口语化，也就缺乏了应有的真实和亲切。
原文：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了不得。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
课文：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不得了。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逼着穿上肥大的夹袄……
“了不得”变成了“不得了”，“打扮得”变成了“逼着”，原文更具有儿童化语言的色彩，还有一层戏谑的味道——这当然是缺乏童心的编者们所感受不到的，于是他们大笔一挥，变成了成人化的语言。
《丑小鸭》一文的出处注释有误，课文注释为：“选自《安徒生童话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正确的出处应为“《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千万别小看一个“和”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小就应该培养学生严谨的学术品格。
我曾在《丑小鸭是怎样变成白天鹅的》（《语文教学与研究》2006年8月号）一文中痛斥对这篇童话荒谬的解读：“……而学生获得了所谓高尚的情操——后天的努力是产生基因变异（鸭变天鹅）的最重要的条件！”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用成人的思维去解读童话，用庸俗社会学去糟蹋儿童文学，从删掉的文段里，我们更容易读懂安徒生——一个流浪的灵魂，一颗高贵的心灵！
都德的《最后一课》只有一句简单的注解：“这篇课文是根据几种版本改写的。”既没有注明改写者，也没有注明“几种版本”。
我所能找到的代表性译本有六种，建国之前有三种：
最初的译文发表在1913年1月31日出版的《湖南教育杂志》2卷1期，署名“匪石”；此后有胡适1915年3月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的《割地》，后改名为《最后一课》；继胡适译本后，江白痕在1915年5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2卷5期上发表了《小子志之》（《最后一课》译文），江系用文言文翻译，逐字逐句，甚为难得。
建国之后的译本也有三种：赵少侯的译本（较早的版本载：赵少侯编选。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法国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柳鸣九的译本（较早的版本载：艾珉编，法国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李玉民的译本（较早的版本载：李玉民等译，最后一课，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关于《最后一课》的译本可谓名家云集，可编者们为什么一篇也看不上，重新翻译？——他们不懂法文，于是炮制出了一篇改写版，这恐怕不能算是都德的作品了。翻译的质量如何？先来看一处硬伤：
课文：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出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
柳译：于是他转身对着黑板，拿起一枝粉笔，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按着粉笔，用最大的字母写出：法兰西万岁！
都德原文VIVE LA FRANCE用大黑体字母排印；柳文中“法兰西万岁”用比正文大得多的三号宋体字排印。这都是为求内容和形式统一。柳文只说“用最大的字母写出”，而不去计算几个字，因为他不愿画蛇添足，增字乱译。英语译文只说“大号字母”，而且照录原文，那是忠实于原著的译法和具有独到见解的处理。从语法角度看，VIVE LA FRANCE是三个词，其中LA是冠词，限定名词的性和数。汉语没有冠词，可以略去不译。
我们的编者硬套几十年前的老法子编写教材，仍然是闭门造车，搞得既不好教又不好学，于是闹出了“两个大字”、五个汉字的笑话。
重读江白痕的《小子志之》，深感文言文的魅力：
江文：于时先生转身至黑板处，执半折粉笔，尽力大书曰“法兰西万岁！”先生掷笔痴立，倚头于壁，久之，以手麾予等曰：“最后之授业毕矣，小子可退，小子志之。”
多么强悍的语言感染力和震撼力！
《土地的誓言》一文的出处注释也不够严谨。课本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一”，严谨的注释应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第十集·散文卷 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原文语言流畅，热血澎湃，读来更像一篇“誓言”，画蛇添足的删改，破坏了原文凄美的意境！
原文：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她低低的呼唤我的名字，声音是那样的低，那样的急切，使我不得不回去，我从来都被这声音所缠绕，不管我走在那里，或者我睡得沉沉，或者我在睡梦中突然的惊醒的时候，我突然的记起是我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我必须回去，我从来没想离开过她。
课文：这时，我听到故乡在召唤我，故乡有一种声音在召唤着我，她低低的呼唤着我的名字，声音是那样的急切，使我不得不回去。我总是被这声音所缠绕，不管我走到那里，即使我睡得很沉，或者在睡梦中突然惊醒的时候，我都会突然想到是我应该回去的时候了。我必须回去，我从来没想离开过她。
原文只有一个长句，课文却大加删改。一个蹩脚的编辑去篡改一位大家的散文，大抵就是这样的效果。仅谈一个连词的修改：把“或者”改为“即使”后，一组并列结构的短语变得不伦不类，朗诵起来，很是别扭！
《邓稼先》（人民日报，1993年8月21日，3版）一文，杨振宁先生的文笔不敢恭维，编者们的删改也不见得高明，除了一些照例的数字游戏外，居然还改通顺了一些语句：
原文：对这巨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由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1924—1986）。
课文：对这一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选自1980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第8版。原题为：“说与作——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课文出处注释错标为：“说与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作”与“做”相差很大，不知是编者眼睛不好，还是故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