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近二十年《背影》主题解读述评
作者：夏 莹
一种观点是《背影》意在推翻旧时代父亲形象，塑造全新父子关系，重建本真父子之伦，表现平等亲子之情。这种观点认为在我国传统伦理规范里，儒家传统纲伦思想中父子伦常等级观念使父亲在家庭中具有绝对权威，而父亲形象的严厉性正是这种具有绝对权威的父权的体现。随着现代思想家们对旧人伦、旧家庭的反省与批判，这种人伦观逐渐土崩瓦解，新人伦观在逐步形成。《背影》塑造的充满慈爱温情的父亲形象，正是对传统严父形象的颠覆：“代表了觉醒人民对理想的父子之情和正常的亲子之爱的渴愿和企求”，也是“对传统的父子关系和旧伦理道德观念的有力反拨。”[2]《背影》中也表现了一种新人伦观，这是作者站在现代性立场对儒家人伦观念的重建；这种本真化的伦理，是现代性自主观念在旧有宗法式人伦上的投射：“曾经具有绝对权威、甚至有些冷酷的旧时代的‘父亲形象’倒塌了，但这一形象的倒塌并没有带走人伦亲情，而是通过获得解放的‘儿子’的真情挽留而使‘父子之伦’成为一种本真化了的伦理。所以，《背影》中的‘父亲’是一个时代形象，《背影》是旧时代父亲的一首挽歌，也是新时代父亲与儿子的真情表白。”[3]这种观点需要推敲的是，朱自清在《背影》中不断的自我忏悔，如果朱自清意在“推翻”与“重建”，那文中多次出现的“忏悔”显得冗余和矛盾。
另一种观点则从前人忽略了的“忏悔”谈起，认为《背影》应理解为儿子对父亲的深刻理解与追悔。这种观点主要从写作《背影》时朱自清的心理状态入手，认为自1917年与父亲在车站送别到1925年阅读父亲的来信，这八年里朱自清已为人父，人生阅历也更加丰富。文章中作者反复追悔的自白，体现了朱自清对父亲的深刻理解。《背影》“并不单是停留在别离之情的叙写上，而是借别离之酒杯，浇心中的块垒，把长期郁积心头的对父亲的太沉太重的情感得以释放或偿还。”[4]同样的观点也有人从文化心理角度分析，认为朱自清对父亲的“忏悔”其实是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建立在农业文化和血缘传承基础上，表现为少者对长者由挑战到信服的回归。“《背影》就是以父子之爱为形式对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生动展示，这也是《背影》以短小的篇幅涵括了巨大的社会历史文化属性而成为名篇的主要原因。”[5]这种对《背影》的解读，考虑到了作家和他作品中的人物，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的熏染浸润下，心理、人格上留下的特殊秉赋和习性的痕迹。朱自清正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出身于小官僚家庭，自幼在私塾受传统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虽然接受了“五四”洗礼，吸取了西方思想文化，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也同样不可磨灭。因此这种从文化心理出发的解读方法具有一定可行性。
第三种观点主要借鉴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背影》反映了朱自清潜意识里的女性意识和需要。朱自清笔下细心体贴的父亲，在传记材料中其实是带有浓重男权主义色彩的男人，甚至朱氏父子曾发生过龃龉长期失和。作者认为造成这种文本与实际生活情况不符的原因就在于《背影》是朱自清心理反射作用和转移作用的表现。“从朱自清为之深深感动的父亲的背影来看，作者内心深处需要的是母亲般的关爱，换言之，朱自清以‘背影’为题，表现了一个男人背后（背影）的另一面——女性或女性特质，将父亲的意象女性化，这充分体现了作家潜意识里的女性意识和需要。”[6]这种解读方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对于“女性意识”这个概念表述不准确。女性意识是一个庞杂而又变动不定的概念。它主要体现为女性通过思维、感觉等各种心理过程对自身和所在世界的全部认识的总和。将这个概念用于谈论朱自清，显然不合适。第二，通过传记材料，作者认为朱自清父亲男权色彩浓重，那朱自清自己是怎么看父亲的呢？在朱自清的散文《冬天》里，父亲是儿子心中温暖的符号：“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无论怎么冷，大风大雪，想到这些，我心上总是温暖的。”[7]从这些文字中，我们能够读出父亲至少不是个彻底权威严厉的人，父亲也有自己温情爱子的一面。所以，即使真的存在“朱自清心理反射作用和转移作用”，其主要动因是由于缺少父亲关爱的说法也值得怀疑。
第四种对《背影》的解读运用修辞论美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文中“我”四次心理活动和父亲三次行为语言描写，认为父亲对“我”具有绝对支配地位，而“我”只能是无奈被动的，这是文本隐含的“父子冲突”；接着作者结合《背影》的文化语境，认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独具的“现代原忧”感使他们心理上普遍存在着矛盾和焦虑，《背影》正是在对这种内心焦虑的审美置换中产生的。“《背影》是朱自清对焦虑的一种‘赋形’，即赋予它一种话语形式，在此意义上说，《背影》是作者抵御焦虑侵袭的盾牌，是作者内心焦虑的审美置换。它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顺从长辈与张扬个性之间的选择冲突。文章透露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夹击下的矛盾和痛苦，是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焦虑的凝缩模式。”[8]这种解读方法较以上几种更加新颖，为我们如何看待朱自清的写作心态提供了一条道路。
其实这二十年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文章提到过《背影》中的浓情。80年代初的研究文章主要是对文本进行细读，逐字逐段逐个细节地分析，可是缺乏对散文写作背景、作家写作心态的研究，缺乏历史观照，这样去理解散文是远远不够的。以上对《背影》四种解读，有些虽然仍需商榷，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前人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启示并找寻属于文本的新意义。下面谈谈我对《背影》主题的看法。
家庭是朱自清散文中的重要部分，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家在朱自清心中是值得珍爱的，就连儿子朱乔森也认为“爸爸对于家庭间的感情的融洽，也看得非常重”。[9]可见家庭伦理对于朱自清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家庭成员里父亲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替代也不可忽视的。根据传记记载，朱自清的父亲朱小坡对孩子既严厉又慈爱，是个对事情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人。在父亲的教诲下，朱自清本人具有这样的性格并不奇怪，他的朋友和学生也是这么评价“他做什么事都负责到底”[10]“关于他多少年来一贯的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很熟悉的”。[11]1917年祖母病逝，家中厄运连连，19岁的朱自清虽然年少，但是相当为家里考虑：“他看着已显老迈的父亲，老实巴交的母亲，以及众多尚未成年的弟妹，心情十分沉重，他拉着三弟国华的手，叹着气说：‘我要争取早一年毕业。’他已暗下决心，要尽早挑起养家活口的重担。”[12]因此，在父子浦口送别时，朱自清看着父亲的背影时流下的泪水中肯定也包含着对父亲身上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和重担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充分的。随着子女的出世，生活加在朱自清身上的负担也渐渐变得沉重，他开始为子女的琐事变得相当焦躁：“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13]散文《儿女》虽然写于1928年，但文中记叙的打孩子阿九的事是发生在1922年的，发生在写《背影》的1925年之前：“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14]他1923年写下的《父母的责任》中表明，“父母的责任不应以长者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应以幼者为本位，社会为本位”，[15]但实际上朱自清对儿女的心态还是矛盾的。应该说《儿女》是他对自己矛盾心态的真实表露和总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16]从1917到1925这八年，朱自清对于父亲责任的理解自然也不同于当年，其间更添了许多生活留下的深刻印记和个人体悟。正是有了这样的人生历炼，有着已为人父的身份，再去回忆那段送别往事，去审视那个不成熟的自我，去与当年的父亲重新对话，自然而然文章的字里行间多了一些追悔之情，甚至更多的是羞愧之情：无法像父亲当年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孩子，愧对父亲的教养；孩子本来没有什么大错，但却要承受无端的迁怒和心灵的伤害，愧对身为人父的立场。“背影”这个隐喻，这个渐渐抽象而成的文化符号，不仅暗示着生命的老去和消亡，更代表着一个承接——从父亲那里承接下身份，承接下责任；《背影》不仅是一次送别的回忆，不仅是一场深情的盛宴，更是一个男人成长的心声——男人终将成为父亲，终将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并终将消失在生命的地平线上，正如我们的祖祖辈辈经历过的一样。但正是在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的一次又一次过程中，在把自己奉献给下一代的一个又一个仪式里，才能渐渐体会到爱的力量，才能渐渐获得一种成熟的心态。可以看到中年后的朱自清，居然和当年那个被不谙世事的自己暗笑过的“背影”如此神似。他的学生回忆：“我们常见他为一点小事提心吊胆。他赴约会从不过时，因为他时时看表。他在上课前几分钟内还要翻看讲稿，惟恐有什么被遗忘了……他托人做事，有时叮嘱得太仔细，往往教人觉得好笑。”[17]朱自清在回忆中为消逝的父亲的背影感伤，他又在这逝去的人生岁月中成为了后人感怀的背影。这个不断交替的背影，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必经之路，也是每个人生命的最后归宿。孤独与凄凉的生命晚境是每一个人的归宿。这样，读者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情感深度为尺，在心中丈量出属于自己的“背影”，《背影》便由一个清晰单一的父子送别扩展为一个能唤起读者共鸣的模式，在“背影”中浓缩了悲凉的生命体验情绪。“背影”虽然经历了无数代读者的阅读检验，但至今仍独具永恒魅力。
注释
[1]郭增民《语文教材中〈背影〉主题解读史》，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2]李馨《对父权本位思想的反驳——朱自清〈背影〉的深层思想内涵》，《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3]唐文明《权威的没落与本真化的伦理——从〈背影〉现象说起》，《清华哲学年鉴》，2001年。[4]王荪、张晓云《重新探析〈背影〉的文化意蕴及艺术魅力》，《教学与管理》，1997年第1、2期。[5]傅书华《永远的〈背影〉》，《语文教学通讯》，2001年第17期。[6]蒋济永《〈背影〉里的“背影”解读》，《名作欣赏》，2001年第2期。[7]朱自清《冬天》，《朱自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123-124页。[8]赵焕亭《〈背影〉：朱自清内心矛盾和焦虑的审美置换》，《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8月。[9]朱乔森《我最敬爱的爸爸》，《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35页。[10]郑振铎《哭佩弦》，《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41页。[11]王瑶《哭朱佩弦师》，《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51页。[12]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第14页。[13]朱自清《儿女》，《朱自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94页。[14]朱自清《儿女》，《朱自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94页。[15]朱自清《父母的责任》，《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79页。[16]朱自清《儿女》，《朱自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94页。[17]余冠英《佩弦先生的性情嗜好和他的病》，《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49-250页。
夏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07级研究生。本文编校：晓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