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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人性与主题探析
作者：赵东文 江荣福
《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这个剧本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最初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生为了功名进京应试，得了高官，抛弃了莺莺，把故事写成了悲剧。“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主题并未得以体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歌颂了青年男女为了争取个性解放、爱情幸福而大胆地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自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爱情观逐步形成，但他的爱情观中还掺有感恩、报德等非爱情因素，没有体现出男女普遍的爱情理想。《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思想。这一不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眼里的呐喊，是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大胆挑战。
可以说，在王实甫以前，谁也没有这样响亮、明确的呐喊。他歌颂爱情，赞美为争取理想自由而与封建势力斗争的精神充分寄托了广大人民对爱情的期望。在崔、张故事中，贯彻着这一题旨，从而使这一流传数百年的题材，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成为数百年来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赞歌。
崔莺莺，一个极富个性，渴望爱情的女子，由于生活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出身于门第显赫的家庭，社会环境和家庭的压力使她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欲前又止，真真假假，反反复复。她既要克服封建礼教长期对她的影响，又要躲开老夫人的耳目。在不知道红娘已经转为同情她的情况下，既要利用红娘，又觉得“小梅香拘系得紧”，还要表现出小姐身份的尊严与矜持。她挖空心思，生出许多“假意儿”，对红娘遮遮掩掩。对张生，她越爱越深，但要迈出“大胆”的一步，又有许多顾忌。在经历了许多引人发笑的行为举止后，她逐渐走上了叛逆封建礼教的道路。
在这里，潜在的人性魅力，是莺莺冲击礼教的重要力量。
由于“父母之命”，终身早就许给了“花花公子”郑恒的莺莺，忍受着青春无比的郁闷，所以她遇到风流俊雅的张生时，便一见钟情。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红娘催促她回避，而她却回顾—觑末—一下。“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封建名训，对莺莺却无丝毫约束力。这一细微而又引人注目的举动，充分展现了她性格发展的走向。莺莺遇见张生以后，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月下吟诗，便去隔墙酬韵；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她，她“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才使得她一步步走上了违悖纲常反抗礼教的道路。“至于崔莺莺在‘赖简’之后突然半夜飘然而至张生处，让张生‘软玉温香抱满怀’，两人私下结合。此等惊世骇俗之举，一般女子是敢想而不敢做的”。
爱情拥有着无比巨大的力量。莺莺一直在追求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她憎恨的是“蜗角虚名，蝇头小利，拆鸳鸯两下里”；长亭送别，她发出内心感触“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目送情郎远去，她作最后的叮咛“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一再提醒张生“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正是这样纯洁的爱，铸就了莺莺比金还坚的情，在她心中任何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这样的思想，既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里的莺莺，也不同于元杂剧中许许多多追求夫荣妻贵的闺秀，她是一个赤诚追求爱情，大胆反抗封建传统的女性形象。
莺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存在一些顾虑，正切合女性对人性的含蓄表达，而张生对礼教的露骨挑战，则充分表明男人对人性的大胆释放。
张生在佛殿撞见了莺莺，猛然惊呼：“我死也！”这三个字，不但活画出他魂飞魄散的情态，更可以看出他简直不把封建礼教放在眼里。接着他在道场上迎着红娘，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红娘反问：“谁问你来？”张生竟不答腔，单刀直入地又问：“敢问小姐常出来么？”这一段精彩的对话脍炙人口，把张生在爱情的驱动下痴迷冒失的性格，表现得栩栩如生。
在“赖婚”一场，张生起初以为鸿鹄将至，他一早起来，精心打扮，“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一心等待崔家来请。谁知道，老夫人忽然变卦，他始而目瞪口呆，继而气急败坏。但是张生并未就此罢休，而是据理力争：“小生醉也，告退。夫人跟前，敢一言以尽意，不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偕，小生即当退。”他的陈辞，东一锤，西一棒，说得语无伦次，但却入情入理，句句锋芒毕露。这是张生与老夫人的首次正面冲突。是爱情的力量，使这才子傻头傻脑，顾不上言谈举止，矛头直指老夫人。
张生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并未结束。笼罩在张生心头的老夫人的阴影，让张生采取了更大胆而荒唐的方式。“赖婚”以后，莺莺、张生不甘心任由封建家长摆布，使他们合法的要求受挫，便以“非法的行为追求感情的满足。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画这一性格精彩的一幕。那天晚上，张生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小姐已在隔墙，于是攀垣一跳，一把搂住莺莺。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本来，张生是个才子，还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在绝望之余，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由于张生解错了诗，引发一场误会性的冲突，大大加强了全剧的喜剧色彩。作者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鲁莽痴迂的性格展现无遗。约会不成，张生并没有就此绝望。莺莺送来的“药方”让他精神一振，直接拜托红娘“今夜成了事，小生不敢有忘”。这一拜托毫无疑问体现了张生反抗封建礼教的决心。酬简一折，张生终于如愿以偿。作者这里对情的极力张扬，是对封建礼教长期压抑人性的反驳，集中体现了《西厢记》的主题思想。
人性的张力并不只局限于当事人，张扬人性也是旁观者的追求。红娘的安排很好地诠释了人性在爱情中的巨大力量。
王实甫把红娘放置在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上。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她从心底里不满封建礼教对年青人的束缚，当觉察到崔、张彼此的情意后，她不顾老夫人的责罚，一直支持与帮助他们成其好事。她已决心帮助小姐，却又不能明言；她既埋怨小姐对她耍滑头，又害怕“消息儿踏着泛”，被小姐倒打一耙，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她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小姐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她要对付小姐，又要对付老夫人，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
红娘并不尊重什么礼教，“拷红”一场，把红娘的思想展露无遗。崔张二人以非法方式满足了情的追求后，老夫人气急败坏，崔张二人惊慌失措，她却从容镇定，以一席话解决了问题。“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老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兵退安身，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把一席话说得滴水不漏，直刺老夫人要害，使得老夫人不得不应允了崔张的婚事。红娘为何会有这样的表现，除了自身外向热辣的性格外，她对美好爱情的尊重和内在人性是非观是一个重要因素。
相反，泯灭人性与破坏纯洁的爱情的行为则必将失败，这是作品要表达的另一面。
王实甫把崔老夫人提高到封建礼法、封建道德守护神或看门狗的地位，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剧情伊始，莺莺和张生在佛殿中巧遇，两人一下子坠入了爱的漩涡。然而红娘却阻拦莺莺与张生的接触，莺莺也担心母亲识破。三个年青男女一举一动，处处笼罩着老夫人的阴影。后来，老夫人责备莺莺“不告而出闺门”，命红娘“但去处行监坐守”，老夫人的干涉就开始正面显露出来了。
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食其言无愧色，泯灭良心冷心肠。曾亲口许诺谁能杀退贼兵，便把莺莺与他为妻，事到临头却担心门不当户不对，冷酷地叫莺莺出拜哥哥；面对张生的质问，她脸不红心不跳，声称这不是赖，而是对先相国负责；拷红期间，高高在上威胁红娘“若实说呵，饶你；若不实说呵，我直打死你这个贱人！”她丢失了当时社会为人处世最起码的礼义廉耻，充当起一个没有人性的爱情刽子手。后来红娘直指这是“夫人之过”制服了老夫人后，老夫人仍不死心，长亭饯别时提出：“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崔张二人爱情一波三折，暴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的摧残！
从杂剧《西厢记》整体来看，在反对封建礼教争取人性和自由爱情的历程中，莺莺的态度更加明朗了，张生的意志更加坚定了，红娘的作用更加明显了。这就是时代的进步，是人类追求爱情与个性解放的反映。但是，王实甫也只能根据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斗争方式和自己的认识水平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愿望，他当然不明白，这种自发的斗争形式是无法根本改变整个封建制度的。最后他让张生考取了功名，回来与莺莺团圆，虽然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封建势力的让步。
赵东文，江荣福，语文教师，现居福建清流。本文编校：剑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