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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的现实基础和原因
作者：曹丽萍
1、社会因素
李贺生活在公元79O一816年，正值安史之乱后不久，当时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纷争，朝政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这短暂的27年，李贺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三个王朝，虽然贞元、元和之际是唐后期政治、经济形势较好的时期，但这实在是一个饱经丧乱，暂存喘息的苟安时代，是一个日趋没落，走下坡路的时代。社会的动荡、人民的流离以及各种矛盾的激化，无疑会加重文学作品的悲剧感染力。
文学史上历来有“愤怒出诗人”的说法。残酷的社会现实让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之愤怒焦灼，时代在为诗人提供创作源泉的同时，也造就了他们忧伤的悲剧人格基础。李贺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其诗作也就附带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其感伤、哀怨、怪僻的吟咏，实际上是对这个几乎令人绝望的时代的控诉。现实的残酷与其政治理想的尖锐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李贺在这剧烈的矛盾碰撞中找不到出路，其“上天”、“入地”反复求索，仍是迷茫而穷途的，李贺所处时代的残酷不可根治，大唐王朝的衰微己成定局。因此，时代的悲剧定格匡定了李贺的命运。
2、生理因素
李贺一生只活了27岁，最后死在病床上。无论史书记载，还是李贺诗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李贺有一张怪诞的面孔和一个多病之躯。时刻都要面对疾病所带来的诸多痛苦和无奈。这使李贺的创作思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毕竟一个病痛缠身的人躺在榻上，无论如何也不会写出芳草绿地、青山碧水此类风格的作品。
从史书的记载及李贺诗歌的自我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李贺自小就体弱多病，气血两亏。他是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伴随着疾病的催逼长大的。成年以后，他的身体状况不但没有随着青春发育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几乎是终生与药气相伴。“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泻酒木兰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南园》)等诗句表明，生病、服药竟成了李贺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另据刘衍著《李贺诗传》载:“李贺少年写诗，用功刻苦，不注重身体，所以健康状况并不好。不到十八岁，他的头发即已斑白。”[2]李贺在长安做过三年奉礼郎之后，又因病回到了家乡昌谷。“终日伴随老母在家养病，……这一段日子，他服药很多，读书、写诗很刻苦。”[3]后来李贺到潞洲投奔好友张彻，同样是客病他乡，“连回昌谷的精力也不够，他病染沉疴，生命已危在旦夕了。”[4]更令李贺惶恐的是，疾病未除，早衰的征兆也无情地呈现在眼前:“终军未乘传，颜子鬓先老”(《春归昌谷》)、“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长歌续短歌》)、“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等等。早衰的征兆在李贺的内心激起的是一种强烈的死亡预感，他不能像同龄人那样将死亡看作是一件遥远的事，因为病痛随时可能夺走他的生命。这对一个正值青春年少的李贺来说，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与此同时，孤傲、旷逸的个性与李贺怪异相貌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生理上的诸多因素，让李贺时刻面对着死神的威胁，其心理也时刻处于焦灼状态中。
身体因素是李贺诗歌浓重悲剧意识的客观前提，生理境况已经形成了影响诗作风格的重要因素。美国人格理论家高尔顿·阿尔波特在经过大量论证后，提出了相对权威的健康人格标准，他认为:一个有健康人格的人，要有健康的体质和心理，才能够正确、客观地看待各种事物，公正、宽容地对待自己和他人。从李贺的诗作以及关于李贺的资料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贺身体孱弱多病，心理素质不够稳定，对人生、对生活消极悲观，缺少一个青年人应有的健康与生命活力，于是在创作中，李贺一味主观地膨胀和扩大自己的痛苦，人为制造悲凄渗淡的气氛，将自己沉浸于感伤之中，过分地自尊、自爱、自赏、自怜。这些都在不同侧面影响着李贺诗歌的主体风格。
3、性格因素
李贺的性格是悲剧性的，抑郁、孤傲的性格为李贺诗歌的悲剧意蕴打下了人格基础。一方面，他自我尊崇，要求确立个人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又顾影自怜，想得到别人的提携和保护。在自大和自卑两个极端中间，他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平衡。就此，我们可以着眼李贺的诗歌：一是在诗歌中反映出其不顾体弱多病的自身条件，重武轻文，梦想着驰骋疆场。二是求仕受阻，明知仕途不可为而为之。《致酒行》一诗则表明了自己积极进取、不怕坎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志向。“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三是自恃才学，轻视世俗。李贺自命不凡，自命清高，心里所思与现实格格不入。“生活越不如意，越想象。而想象越超越现实，反衬现实越凄苦，这样连锁式的反应，使李贺陷入苦痛，无法挣扎。”[5]
4、家庭因素
李贺是唐朝宗室郑王的后裔，由于历史原因，其家庭已从权贵豪门的行列跌人了社会底层，然而李贺又念念不忘自己是唐王室之后。在《金铜仙人辞汉歌序》里，他自称“唐诸王孙李长吉”，显然是在炫耀门第。在《唐儿歌》的结尾处，他提醒人们“莫忘作歌人姓李”，也以姓氏自矜。而在他21岁参加乡试时，却因父名晋肃，遭到与他争名的人的诽谤、排挤。为避家讳，他不得不放弃进士考试。这件事对他打击非常大，“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等都是当时心境的写照。家世的优越感与局促、寒伧、困顿的实际处境的矛盾，造成了李贺冷僻孤傲的性格。
造成李贺冷僻孤傲性格的另一家庭因素就是母亲的溺爱。李贺早年丧父，而他年少就表现出极高的天资，故深受母亲的宠爱。过多的母爱使得他对母亲产生极大的依赖和眷恋，以致当他十八岁离开母亲保护的环境到洛阳时，感情的自控力和与人的亲和力极差，不喜群处，傲慢自负，精神上又极压抑和孤独。由此可以看出，李贺所处的家庭环境也是造成李贺诗歌悲剧意识的又一重要因素。
5、人生际遇因素
李贺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无奈、悲凄，这是李贺诗歌浓重悲剧意蕴的现实写意。李贺是李唐王朝宗室的子孙，“系出郑王后”[6]。他自己对这一出身颇为自豪和荣耀。曾多次在诗作中提及，称自己是“陇西长吉”，(《酒罢张大彻索赠诗》)“唐诸王孙李长吉”，(《金铜仙人辞汉歌》)以及“宗人”、“宗孙”、“皇孙”等等。在《唐儿歌》结尾处他还特别提醒人们“莫忘作歌人姓李”。李贺尽管以“唐诸王孙”自居，但他的人生境遇却没有因此而飞黄腾达。
18岁那年，李贺离家去洛阳求仕，遇到大文学家韩愈，得到了他的提携、鼓励，这使李贺欲涨的理想似扬起了风帆。元和五年(810)，李贺被选拔去长安参加当年的进士考试。但是当时与李贺争名者诋毁李贺说，李贺的父亲名为“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李贺如果中进士，称“李进士”，这与李晋肃的“晋”形成了冲撞，为了“避讳”，李贺不应该参加进士考试。虽然当时名噪朝野的韩愈亲自出马，但终无济于事，李贺落榜。当韩愈的进谏也不能帮助他时，李贺有些绝望了，这种绝望影响了他的一生。元和六年，李贺仕途有了转机，却没有改变李贺的命运。他离家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此官职位低下，司管婚丧嫁娶时的礼仪。官职位低下，更加重了他性格中凄苦无奈的成分。在职三年，他几乎中断同所有人的来往，三年后，孤独苦闷的李贺因病辞去了奉礼郎，离京归家。后来李贺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了潞州，投奔好友张彻，在潞州幕府做幕僚，协助张彻办理公文，为节度使都士美的军队服务。但好景不长，政治的突变使得都士美自身难保，张彻抽身回了长安，一心想效力军队的李贺不仅无法留守，而且己经重病缠身，几经辗转才勉强回到家中，最后在家中病死。
李贺一生境遇坎坷，他接受了社会给予他的新的行为规范，并以之对自己控制，他在此后的道路上，再也没有挣脱这种重新社会化给予他的行为准则。他厌倦，他颓废，在《出城》一诗中写道:“雪下桂花稀，啼鸟被弹击。”何等的凄凉。同李白的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相比，李贺的人格确实向着畸形的方向发展。基于生命的境遇，李贺的诗歌也就有了丰富的悲剧性素材，这也为诗歌的悲剧意识提供了条件上的可能。
李贺是一个遭遇不幸的天才诗人，是一个没落时代的没落贵族，他身上体现了当时的没落气息。李贺的悲剧性心理不仅来自他自主独立意识的客观力量受到压抑和戕害，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自身身体无法超越的病痛。双重矛盾聚积在一起，命运的悲剧演变成了人格的悲剧，李贺诗歌所透射出的悲剧意识也就愈加明显了。他的心充满了悲伤。诗歌是诗人心态的反映，也充满了悲伤色彩。
参考文献：
[1]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73页
[2]刘衍.李贺诗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3]刘衍.李贺诗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页
[4]刘衍.李贺诗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5]李力.李贺诗歌感伤色彩形成的人格因素.长春大学学报2000.4第61页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李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曹丽萍，湖北襄樊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文秘教学研究。本文编校：晓苏